杨武能|八旬翻译家杨武能：“自满自足，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二 ) |翻译家|世界文学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第一次到访时，杨武能说，对于翻译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多谈，然后专心地讲解起译翁书院的宏愿。他计划在这间西学书院里，讲授他的歌德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他的头发几已全白，语速带着老者特有的温吞。但谈起书院的计划，很快又切换成高昂的调门。回顾过往人生，杨武能说，自己一生没有什么是不可克服的。浮士德最大的敌人就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好了，可以不用再努力了，这样生命就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 “自满自足，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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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武能是家中长子，年少时家境清贫，靠翻译投稿补贴家用。（受访者供图/图）
“人生坎坎坷坷，经常是因祸得福”
在外界看来，杨武能走上翻译之路是歪打正着，其间充满着命运的偶然。
中学时代，杨武能立志要当一名电气工程师，去建设三峡水电站。升学体检，他查出先天色弱，只能转学文科。
高中时，翻译家丽尼与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小说，在他心里埋下成为俄文翻译家的种子。他进入西南俄专，朝梦想更近一步。入学没两年，中苏关系破裂了，全国俄语人才过剩，在时代的路口乌泱泱等待着命运的转向。杨武能也在那一群人里。
转学机会摆在面前：北京外贸学院和南京大学德语专业之间二选一。他期待被前者录取。 1957年，他成为南京大学德语系的一名学生。
后来回想，南大学风比西南俄专更自由，德语系师生不足百，却拥有自己的原文图书馆，供师生开架借阅。杨武能说， “我的人生坎坎坷坷，但经常是因祸得福。 ”
杨武能出生于重庆一个工人家庭，幼年时一度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在重庆文化馆夜校与成人一起学习了半年多。某种程度上，清贫的家境构成了他求学生涯的底色。
一张拍摄于1950年代的旧照片里，青年杨武能课余时站在同学堆中，裤子上缝着几处打眼的补丁。那时他正在南大念书，经济局促，要靠翻译补贴家用。
弟弟杨武华向南方周末采访人员回忆，那时父亲因政治运动蒙冤，去了重庆近郊的县里改造，家里六个兄弟姊妹靠母亲供养。正好赶上饥荒，每个月听到邮差拿着汇款单喊母亲的名字，就知道是大哥杨武能寄钱来了。
当时，外文系师生做翻译被视为“种自留地” ，不受支持。但稿酬丰厚，一篇不足千字的短稿能赚到大半个月的生活费，杨武能只能私底下偷偷译。他向《旅行家》《体育报》等报刊投递译稿，其中一篇短小的非洲童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说，那是自己在翻译上“掘到的第一桶金” 。
在报刊上发表的大多是通俗类文章，真正把杨武能领上文学翻译道路的，是他在南大的老师叶逢植。叶逢植当时已是出色的青年德文译者， 1959年年末，他患肝炎，杨武能前去拜访，聊起清贫家境，叶逢植提议， “为何不试着为《世界文学》译一点东西，挣些个稿费寄给家里？”说完，拿出德国诗人贝希尔的诗论，约定两人合译，以共同的笔名“彭芝”发表。杨武能又从图书馆里挑了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小说《最高原则》和莱辛的一组寓言独自翻译，一同寄往《世界文学》编辑部。
当时，仅有《世界文学》这一本杂志能发表翻译作品。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杨武能一年在上面独立发了三篇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