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我心目中的沛德先生 |中国作协|束沛德|严文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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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客居剑桥，遇上疫情，原来的各地交流、游走计划多数报废。不过，封锁期间，也正可以蜗居在家里安心读点什么，写点什么。
于是，就细细读完了3大册《束沛德自选集》，包括《耕耘与守望》《坚守与超越》《缘分与担当》，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这是沛德先生历年来出版的近20种文论和散文集中各类文字的精选结集。
最早认识“束沛德”这个名字，是在报刊上。 1980年代中期前后，我初入儿童文学领域，那也是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出最初的犹豫彷徨，开始进入激情澎湃、艺术放飞的阶段。我常常从有关的文学报道尤其是与儿童文学有关的消息里看到“束沛德”这个名字。看得多了，我发觉，这个名字总是与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决议、部署，与当时儿童文学的某些制度安排、设计以及重要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比如1986年5月，中国作协与文化部在烟台联合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沛德先生致开幕词；1987年1月，《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版面世，沛德先生发表了发刊词《窗口·桥梁·苗圃——对〈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的期望》；1987年启动的中国作协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沛德先生是评委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10月，在烟台召开的“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沛德先生。会议上的他，主持发言、驾驭全局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会下则亲切随和、广结文缘。他在开幕式上所做的“更贴近大时代更贴近小读者”的主旨发言，视野和概括，思虑和导引，都令人印象深刻。
1992年11月，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初评工作在北京进行，我作为初选小组成员参与其事。记得初评工作由洪波、发稼先生主持，沛德先生是那一届评委会的主任，初评阶段并无具体工作。我们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将近一个月，沛德先生不止一次来看望慰问大家，关心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安排。
有一天，休息间隙，沛德先生忽然问我：“在北京你想见见谁？”看我一头雾水，他又补充说， “有没有想见的老作家？”我十分意外， “可以吗？”
从事儿童文学及历史研究，我当然希望有机会见见前辈作家。这不仅是一种专业方面的阅历，也可以算是我们与历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方式。说到儿童文学界的老前辈，我最想见的是冰心先生，严文井先生。 “我来帮你安排。 ”沛德先生说。
我当时的意外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两位先生年事已高，深居简出，虽有沛德先生居中联系，我仍然深感不安。尤其是冰心先生已经92岁高龄，平时我也看到过她老人家接待访客的消息。犹豫之下，也是怕给沛德先生添太多麻烦，我说， “方便的话我想拜见严文井先生” 。后来，在沛德先生联系安排下，我约上一起参加初评工作的一位友人，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去看望了文井先生。
沛德先生青年时代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中国作协机关工作，经历过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同时他交友广泛，深谙文坛人事。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如此心细如发，虑及一个晚辈内心的愿望。这件事，一直是支撑我个人认识、解读沛德先生人品、文品的一个具体、鲜活的生活细节。
沛德先生曾经多次在私下里和文字中说，他有机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但深知自己在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上都没有什么建树，占据这个位置很不合适。他十分自谦地表示过：“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 ， “凭着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也就勉为其难而又心甘情愿地跑起龙套、敲起边鼓来了” 。而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作为作协书记处分管儿童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书记凡20余年，他公正、专业、大气、温暖的工作作风和深具开拓精神、有声有色的工作成效，整个儿童文学界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