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什么是背信弃义之人?汉高祖对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 _背信弃义

如果要谈论汉高祖刘邦的人品，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刘邦是有大义之人，但心中也有自己的小算盘，特别是到了刘邦晚年也没少做糊涂事，不过在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年纪一大就开始犯糊涂，而且容易起疑心还暴怒，反而不如年轻时候的状态。刘邦也曾违背过自己的诺言，而且还影响了之后好几代人。其实在封建时期的一国之君，想要权衡好各方利益是非常难的，对于刘邦来说，自己是继秦王之后第二位统一全国的皇帝，所以内心难免会以己为重，造成有考虑不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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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军功爵的尴尬命运，自汉王朝建立，即已注定。
一
三解的文章中，曾经多次引用过“汉高帝五年诏”，见《汉书·高帝纪》：
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
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之前已经讨论了秦国、秦朝军功授爵制的一贯逻辑和细节，汉高帝的这份诏书，正好可做印证，提到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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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全军60万人都迈过了大夫爵门槛;(秦朝应该没这么多“大夫”爵)
七大夫以上，即公大夫爵以上，可以获得食邑;(和《商君书·境内篇》记载秦制一致)
“非七大夫以下” ，也就是“大夫”、“官大夫”免个人及一户的徭役;
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爵;(和《商君书·境内篇》记载秦制一致)
“诸侯子”和“从军归者”分称，说明是身份不同的两种人;(秦制未显示)
高爵当“先与田宅” ，高帝曾多次诏令，仍未执行;(秦制未显示)
高爵有“封邑” ，比拟小邑君主，所以颜师古注释“爵或人君”为“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和《商君书·境内篇》记载秦制一致)
秦时非官吏的“公大夫”以上爵位者，与县令、县丞分庭抗礼，而汉初的县级官吏已经不把这个等级的“高爵”当回事，让他们等着办事儿;(本即追述秦制)
强硬要求郡守、郡尉及长吏督促部下官吏按照法令规定授予对应爵位田宅，同时对高爵者予以礼遇。(秦制未显示)
整体来看，“汉高帝五年诏”中展示的汉初爵制与秦爵制除了授予田宅和礼仪尊重的现实无法实现，在制度规定层面区别不大，唯一一个可能的区别即在于“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而秦的“右庶长”、“五大夫”应该都有分封“宗邑” 。
“宗邑”也就是“封邑”和“食邑”应有一定区别，《商君书·境内篇》中的记载就有区别：
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
这里涉及“邑”的，就有税邑、赐邑两种说法，又最后归结到“五大夫”爵身上统一为“税邑六百家”，考虑到《睡虎地秦墓竹简·奏谳书》的信息显示，五大夫爵有家吏，也就是说，在商鞅变法时的“税邑”等于“食邑”，约等于“封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