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当女神与女魔相会，大英博物馆里的“女性力量”( 二 ) |展览|大英博物馆|女神|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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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特豪斯，《喀耳刻将奖杯献给尤利西斯》， 1891年
然而，图像的功能远比镜像复杂得多。在“正义与防御”板块，巨大的恐怖从印度教女神迦梨（Kali）的雕像中散发，这件雕塑是展览委托印度艺术家考希克·戈什 (Kaushik Ghosh) 在阳光明媚的印度制作的。她耷拉着的猩红色的舌头、举起的剑上带着血迹，脚下的湿婆颇为滑稽。与她并列是一把19世纪铁制“剑斧” ，其上刻着迦梨的全视之眼，迦梨象征着清除邪恶和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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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印度教女神迦梨和19世纪铁制“剑斧”
最后一个板块“慈悲与拯救” ，转向了圣母玛利亚、《古兰经》中的麦尔彦（Maryam），以及佛教观世音菩萨。
这里出现了一些最精美的艺术品：小巧的护身符抄录着《古兰经》中麦尔彦的故事；由细小的稻草制成、包裹在猩红色光环和绿色斗篷中的瓜达卢佩圣母；一尊明代的千手观音瓷器，优雅纤细。这些美丽的形象消解了女神崇拜的焦虑，让人沉浸在纯粹的喜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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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观音瓷像，中国， 18世纪
博物馆营造的文明对话
博物馆的环境削弱了原本教堂、庙宇氛围中神秘的精神力量。但在展览现场，一群短暂停留的游客，在墨西哥瓦斯特克女神的石像前礼拜，让人感到古老而晦涩的神性，仍然具有精神意义。
一些女性形象的象征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比如，现代尼日利亚人对水神马米·瓦塔（Mami Wata）的表现，源自古代对仁慈的水之灵的赞美，也部分源于德国艺术家对耍蛇人的描绘。当然，这与基督教传统中对夏娃与撒旦蛇的描述在含义上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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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神马米·瓦塔，尼日利亚， 20世纪
在探索对女性的描写时，不能忽视时常出现的父权结构。 15世纪晚期臭名昭著的猎巫书《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 ，加剧了当时欧洲社会对女巫的偏见与迫害。但另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伊塞尔·科尔库恩（Ithell Colquhoun）等一些女性艺术家，将魔法作为古代异教的反击，她们也代表了当今女性对巫术信仰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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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一本名为《女巫的安息日》的书，作者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汉斯·鲍尔丁·格林
然而，在展品的选择上，似乎还需要更精致一些。威廉·沃特豪斯笔下的喀耳刻只是微弱传达了女巫的魔法，赤土陶器美杜莎也无法承载蛇发女妖狂怒的全部力量。展览本可以更为激进，但或许考虑到大英博物馆置身于“去殖民化”的争论中，一些观点只是稍稍提及。
但总体而言， “女性力量”是一场既珍贵又时尚、既古老又新颖的艺术品盛宴，它像一个装满奇珍异宝的柜子，重新连接观者的感官，各种材质、纹理、规模和亮度在对比中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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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毛利雕塑家汤姆·皮科（Tom Pico）以当地红色铁心木雕刻并打磨了火山女神；因纽特艺术家林卡西·克努阿胡克（Lincassie Kenuajuak）用黑色皂石创作的海洋女神赛德娜（Sedna）；还有公元前1400年，放置在死者脖子或胸部的红玉髓安可（顶部为环状结构的“十”字，古埃及用以象征生命）护身符，它也象征着伊希斯的血。这些作品也揭示着人类的无限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