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一座剧院与一个城市——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七十周年 |戏剧|北京|焦菊隐

【北京人艺|一座剧院与一个城市——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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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市有剧院以来，城市与剧院的关系就成了地域生态的显现。每个城市都会有不同剧院甚至许多剧院，但一个剧院能够完全具备剧团/剧场/闹市三合一的条件，并且长期固定70年不变，氤氲成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与一座城市建立起物质与精神血肉相融的关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可谓得天独厚。而她立基于首都北京，尤其21世纪后立基于这座东方国际化大都市的特殊际遇，更使之获得了丰富充盈的文化内涵。
早年在中国建立一座艺术剧院的构设，是20世纪初“新文化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 1926年9月北平《晨报·副刊》上刊登了留美学生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等人的《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设想筹建起中国第一座兼有演员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杂志社的艺术剧院。 1952年新的国家政务院批准建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使这种战时不切实际的幻想得以在建设时期完美实现。国家剧院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正规化戏剧建设得以展开，由曹禺这样的著名戏剧家主持工作，吸引了焦菊隐这样的著名戏剧导演从大学回归到舞台来实现其艺术理想，北京人艺戏剧表演体系的探索正式开始，剧院演出风格的构想也逐渐孕形。
剧院发展与城市生态的变迁是相吻合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处于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热潮之中，旧的贫陋市民生活与精神窘境被新的面貌与境界所取代，于是我们看到北京人艺的新剧目《龙须沟》《茶馆》应运而生，成为其剧院风格的奠基之作与精神魂灵，著名京味儿作家老舍的创作风格也由此与北京人艺的舞台风貌血乳交融，老舍、焦菊隐、于是之的铁三角自然形成。具有自觉民族化意识的焦菊隐导演吸收戏曲传统手法处理《蔡文姬》《关汉卿》等剧目，使得剧院在与郭沫若、田汉等著名剧作家建立起血缘纽带的同时，开拓了舞台现实主义美学的新境界，剧院也在用优秀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北京观众品位方面做出独到的努力。一时之间，北京人艺与北京这座城市的精神构成了同频与共振。
改革开放时期的北京挣脱出观念泥淖，朝向世界展开八方触角，开始更高标准下的二次重建，急速缩小由于自身耽搁而被激烈的国际竞争落下的距离。北京人艺也在这一新的生态环境下开始探寻多样化的美学方向。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三部曲拉开探索戏剧的序幕，引动了新时期戏剧舞台空间与表演美学突破的大潮，其成就集中体现在刘锦云《狗儿爷涅槃》这样的后现实主义优异成果上，随之而来的是过士行《鸟人》《鱼人》《棋人》现代主义三部曲的继往开来。何冀平《天下第一楼》这样北京风味儿的写实主义戏剧仍然是北京人艺的魂灵，然而适应着北京新型都市观众的审美需求，新一代导演和演员群体的多方向探索与尝试，已经使北京人艺构成多观念多风格多面貌的舞台演出样态。在北京人艺的强大加盟下，北京戏剧和中国戏剧从此迈入了世界现代派剧坛的门槛。
21世纪以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城驰入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快车道，城市面貌与精神风貌迅速更新，已经傲然挺立在世界东方。北京人艺也在适应环境、追寻观众与审美发现上不断加强和开掘自身，使之与这座古老而新型城市的深邃文化内涵、全新精神风貌与高远美学品位相匹配。一座剧院与一个城市，正在同步迈向无可估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