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王巍：青年考古人的一个发现，也许改写历史( 二 )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巍|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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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王巍在日本奈良发掘藤之木古坟。
在日本期间，我惊讶地发现，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几乎都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是传说。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作为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事实上，我关注中华文明起源，要早至1983年。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出版。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 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都有大量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
从日本回国后，我遵从张忠培先生“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 1996年8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在当年秋天率队对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群进行大规模发掘。恰巧从1996年开始，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作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参加断代工程。 2002年至2016年间，我又领衔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如今，探究文明源头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日本学习的3年时间里，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十分发达，考古事业十分兴旺，大众对考古很感兴趣，考古学家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看到当时日本的考古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和各种测量仪器，考古工作者拥有很好的国际视野，也积极地向大众传播考古成果，这些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段学习经历，一方面，我学到了日本考古学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另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中国考古学可以从日本考古学中借鉴的东西，感受到了中国考古未来的方向。所以，后来我回国、又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之后，就把推进考古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作为努力的方向，也颇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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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王巍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玛雅王陵。
考古的独特魅力：给人期待、给人希望
考古这门学科，经常需要人在野外翻山越岭、日晒雨淋，有些像地质学，但考古又有它独特的魅力，它给人期待、给人希望。虽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遇上三星堆，但每一项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学术任务、学术目标，通过自己的发掘调查，总会有收获。
一个很有名的考古教授干了一辈子，但他发掘的墓葬从来没有出过青铜器，在他快60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宝鸡石鼓山（该墓地出土了92件青铜礼器，是中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编者注）。
考古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初出茅庐的青年考古人，某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也许就会改写历史。比如，郭沫若、夏鼐等著名学者，依据当时看到的考古资料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几乎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难以解决的。
【王巍|王巍：青年考古人的一个发现，也许改写历史】考古研究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每一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都会让国人、乃至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是多么丰富多彩、灿烂辉煌。而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