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一个夹心饼干” 马伯庸谈三国文学( 三 ) |小说_文化|三国|风起陇西|写作

这个猜想，并没有任何史料佐证，写成历史论文肯定是通不过的。但从人性的角度，我觉得是个很合理的解释。我们总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葬在定军山的动机，完全符合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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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认为历史小说不做详细的考证是不行的。（受访者供图/图）
司马迁没写的细节
南方周末：说到考据，我记得你曾说过“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其他时代，就是不成立的” 。有人评价你的小说越来越重视考据，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马伯庸：历史与当代读者距离很远，要把他们拉进那个世界是件很难的事。我希望能够营造出真实感，让他们沉浸其中。要达成这个目标，不做详细的考据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一提起古代，每个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类似的画面。实际上， “古代”也分很多种，明清与宋代不同，大唐与两汉又不一样。不同时代之间的价值观与生产力水平大相径庭，衍生出的社会规则也差异很大。有些故事，在一个时代是成立的，但在另一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发生。
比如，曹操有一位原配丁夫人。曹操因为在宛城的疏忽，导致她的养子曹昂去世，气得丁夫人要跟曹操离婚。曹操低三下四反复恳求，丁夫人却始终不原谅，到底还是离了婚，甚至差点改嫁。这件事在汉代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社会规则对女性的束缚还不是很大。在礼教禁锢极为强大的明清时代，这件事则绝无发生的可能。所以每一个故事，如果要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有风貌，就必须符合那个时代特有的逻辑。
南方周末：你曾说《风起陇西》最初故意用了翻译体，后来又做了修正，是否也有类似的考虑？你觉得什么样的语言对历史小说来说是好的，是否必须接近历史真实？
马伯庸：接近历史真实的文体是不存在的，任何历史小说，一定是用当代通行的语言，否则没有生命力。我认为最好的历史小说的语言，不在其形，而在其神。日本作家井上靖写过一部小说叫《敦煌》，使用的自然是现代日文，即使翻译成中文，也是带着日本味儿的中文。但这并不影响这部作品的伟大，因为井上靖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韵与厚重，艺术感染力可以穿透文字本身。
南方周末：你如何让读者信服你所构造的历史场景？
马伯庸：提供给他们细节，尽可能多的细节。比如一个明代背景的故事，你写男主角打尖住店，从怀里掏出二两银子，就不够生动。如果你写男主角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掌柜的拿出小秤一称，恰是二两，然后拿出剪子，剪走五钱住宿钱，剩下的还给主角，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交易过程，是古人付费的真实流程，读者即使不懂，看到你写得细致，自然而然也就信服了。
南方周末：你刚谈到自己会因为史实问题修改小说，这就涉及历史小说创作中真实和虚构的边界，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
马伯庸：我认为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个夹心饼干。它的最上一层，历史大事件，不要改变，力求真实；它的最下一层，风土人情、典章器物等，也不要改变，力求考据精细。而在中间一层的故事，则可以虚构。因为上下两层有真实性的限制，中间的故事不会跑得太飞，反而更透出质感。
真实历史的记载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留有大量空隙等着去填补。比如司马迁《史记》里记载了鸿门宴的具体过程与最核心的对话，但并没有记录更多细节。假如我们要写一部以鸿门宴为主题的小说，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加入想象：刘邦前往鸿门之前，内心是如何忐忑？项羽与范增之间，又有哪些价值观上的冲突？张良跟樊哙说了什么，他才义无反顾地冲进宴会？种种细节，只能靠作者自己去想象——即所谓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