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卧牛斋主都兵剑：当代书法的创作特点是已走入“展览时代”（兵剑书法大观）( 二 ) |黄庭坚|书法艺术|王褒|钱勰

孔子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影响了后世士大夫对独立人格的不断追求。古人把书法视为生命体，并有骨、筋、肉、血之说。苏轼提出了“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的观点，并提出：“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之者，终不能妙。 ”苏轼明显地将书法与人品修养对应起来，加上对“韵”“余味”的强调和对“俗”的反驳，都是立足于人品与学养基础上的。
中国书法艺术把儒家所倡导的人伦修养视为自己成就艺术的阶梯。儒家讲德、才并重，并对德的要求特别重视，认为道德是才华的根本，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书法的创作也必须要讲诚信，书写的规范就是诚信的一种具体表现：如果有人不按照规定好的字体结构来书写，他人就难以识别，无法得到认可。书法作品的落款、钤印，不仅仅是为了章法布局、美观、宣传个性、色彩对比需要，也代表着作者的责任感和诚信。晚明的项穆十分明确地将书法看作“道”的体现，认为书法最终的指向是圣徒的培养。在项穆看来，人正则书正，正书法就是正人心。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将书法艺术活动统统纳入自我身心修养的轨道，书法的学习变成了通往轨道的唯一途径。儒家思想的“伦理观”塑造了中国书法的伦理性质，也是对中国书法崇尚人品学养、崇尚士气、崇尚劲健等品格的驱动和鞭策。
黄庭坚年轻时，有一位书法前辈，名为钱勰，其身后书名虽不如黄庭坚响亮，但钱勰生长于诗礼之家，在当时属说话颇有分量的人物。他指出黄庭坚字俗，原因是没见过怀素的真迹。这种观点带有一种尽览文化资源的优越感，本来因自己的跌宕纵横而自信的黄庭坚，被钱勰说得灰头土脸。他如此在意钱勰的评价，且为“脱俗”而奋斗终生——与自我流露型脱俗相较，更像是抗争性脱俗的范畴。直到黄庭坚在石家借临了怀素的《自叙帖》真迹之后，才对草书恢复了自信，甚至“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 。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此时的钱勰已谢世多年！黄庭坚恨他不能再看一眼，以证自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黄庭坚。黄庭坚那么跟怀素较劲，想来是否和钱勰的那句评价隐约有关？
王褒是东晋王家后人，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其曾孙王方庆献于武则天的王氏一门28人书迹，即后来刻成的《万岁通天帖》，就是以王褒带到北周的书法真迹为蓝本的。王褒在北周书坛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有趣的是，这碑碣之间的辛苦竟使王褒怨恨不已：“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或许现在听来这话不免矫情——这可是人人称羡的恩荣。与王褒相反，北周还有位出身庶寒的书家赵文深，后有题写碑榜之事，王褒每每推给此人，不知其深意者会赞许王褒让贤。然不过是高门与寒士间对待书法功用立场的不同表现：如王褒者，不过是以书迹显示其家学优赡、个人才华的手段，且以“笔研之役”为耻。相反，如赵文深般，书艺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生存手段，且以能被任用而深感价值与荣耀。因此宫阙楼阁遍布赵文深书迹，也才得以至今流传。虽然颜之推也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反过来想想，是否也正是道之不同，世上之人也才好各得其所。
于商贾新贵而言，书法是恩荣与利益的间接载体。史料记载，唐朝弘文馆、集贤院都设有专职“拓书手” ，根据诠次不同等级与价值，将真迹摹拓和石刻打本分赐远近职官以表恩宠，据说颜真卿也得到一本打本。文化发言权获取无论何种途径，其归宿逃不过示威、获利或者炫耀。比如，东晋收藏最富者桓温之子桓玄，就有向人展示书法作品的嗜好——虞龢《论书表》和张彦远《法书要录》都有记载:“桓玄爱重书法，每燕集，辄出法书示宾客”——人一旦拥有好东西，哪能憋住？于是需要寻求表达的出口，只不过从接受者的角度，容易被理解为“炫富” 。若真如“萧翼赚兰亭”中所言，即便是修行颇深的高僧辨才，也逃不过这一怪圈：他有《兰亭序》真迹，无人提及他主动炫耀的可能性不大，但招架不住有人“挠痒挑衅” ，憋不住说了出来，被“心理学家”萧翼得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