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译者的创造: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还是“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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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一个春日 , 阳光和煦 , 清风吹拂 。 郭沫若闲坐书斋窗下 , 正着手翻译英国诗人托马斯·纳什(ThomasNashe)的短诗《春》(Spring) 。 全诗笔调轻松浪漫 , 不急不缓地点染出田园牧歌式的春日乡野:阳光温柔 , 老妇晒暖 , 鲜花新绽 , 少女环舞 , 情侣携手漫步于羊群牧笛之间 , 温暖的空气中酝酿着甜蜜 。 不过 , 这首春日颂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 倒不是这一派明媚动人的韶华 , 而是那阵阵清脆的啼鸣:“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诗人巧设音节 , 在各个诗节的末尾不断地重复此句 , 营造出春天特有的鲜活与俏皮 , 堪称点睛之笔 。
郭沫若并不打算将其简单转换为汉语中的拟声词 , 而是想另辟蹊径 。 他搁笔远望 , 只见窗外天空掠过几只布谷鸟 , 随后带出几声有节奏的啼唱 , 竟与诗行的拟声效果出奇地相似 。 沉思片刻 , 郭沫若终于等来了乍现的灵光:“啁啁 , 啾啾 , 哥哥 , 割麦、插一禾!”原诗止于自然之声 , 译诗却别出心裁 。 “啁啾”是汉语对鸟鸣的象声 , 而“哥哥”既是“咯咯”的谐音 , 同时也是一声略带娇羞的呼语 , 自然引出后面的促耕——“割麦、插一禾!”郭沫若创造性地运用拟人手法 , 使飞鸟平添了“人”趣 , 让人耳目一新 。 大胆创造 , 向来是郭沫若译诗的标签 , 但若率尔认定这句“鸟语”源自其独出心裁的原创 , 则未免有失确当 。
其实 , 人格化的飞鸟在中国文学里古已有之:唐宋时的“恨别鸟惊心”(杜甫)、“衡阳燕去无留意”(范仲淹)早已将人的情愫赋予飞鸟;到明清 , “鸟催农事日纷纷”(止庵法师) , “布谷飞飞劝早耕”(姚鼐) , 飞鸟劝事农耕的叮嘱亦是常见;到了建国初期 , 学童口中更是纷纷唱到:“小鸟说 , 早早早 , 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 而郭沫若还更进一步 , 发挥浪漫主义想象 , 通过一声含羞的“哥哥” , 将飞鸟与人的关系从“通感”、“共事”发展到“与话”的新境界 。
如果说这声“哥哥”是妙手偶得 , 那么紧随其后的“割麦、插一禾”则是来自竺可桢的“他山之石” 。 新中国成立之初 , 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 竺可桢任副院长;待竺可桢高龄入党 , 郭沫若热情赠诗 , 称赞其“老当益壮高山仰”;1963年 , 由中国科协创办、郭沫若题写刊名的科普杂志《科学大众》第一期刊登了竺可桢的科普小品文《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 。 文章虽旨在科普 , 阐明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却写得别具情志:“布谷鸟开始唱歌 , 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 , 割麦插禾 。 ’……花香鸟语 , 草长莺飞 , 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 ”如此看来 , 郭沫若增译的这句“割麦插禾” , 很有可能即是出自同事兼好友竺可桢的这篇重要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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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通过翻译 , 过往的文学记忆得以激活 , 经过译者的再创 , 在全新的文本和语境中重获新生 。 然而 , 若不格外当心 , “淮南之橘”却有可能移植失败 , 沦为“淮北之枳” , 就连大翻译家有时也难以幸免 。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中堪称经典 , 其译作在保留原作文学性的同时 , 还充满了巧妙灵活的创造 。 如在二十九回中 , 贾府众人在端午期间到清虚观打平安醮 , 已陆续下车 , 一小道士却因剪蜡花忘了离场 , 正欲逃离却不想冲撞了王熙凤 。 小道士被凤姐猛抽一嘴巴 , 还没等回过神来 , 又被贾珍带到贾母跟前 , 在贾府的浩荡排场和威严派势下“一手拿着蜡剪 , 跪在地下乱颤” , 这便是曹雪芹为凤姐“厉害”提供的明证 。 为此 , 霍克斯将跪在地上的小道士比作零落在地的枯叶 , 译为:“The boy knelt down in front of her, the snuffers – now restored to him – clutched in one hand, trembling like a leaf” 。 这里特意增设的比喻“trembling like a leaf”(像树叶一样颤抖)把“颤”字给写活了:孤独、无助 , 令读者为他心生不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