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情感”做社会学研究 |费孝通|江村经济|社会学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诸如价值中立、价值无涉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也是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需要学习和训练的内容。在开展实际研究时，我们也常会以此来要求自己，提醒自己无论是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抑或写作过程中，皆要保持一种中立的价值观，秉持一份理性的精神，做出一项尽可能科学、客观的研究。然而，我们又经常发现，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做出来的研究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冰冷的数据呈现、材料展示和理论建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对于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整个研究毫无“温度”可言，这也是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可读性差且不被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天，围绕“唐山事件”出现不少所谓的专业分析和解读，包括从社会学方法出发进行的分析，整个论证过程可以说得上颇为科学、客观，表面上看去似乎也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但是读者们却并不买账，甚至有人直指这种研究“理性的可怕”、“冷血”、“没有感情”、“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不带感情的价值中立式研究一定是“客观”研究吗？相反，带着感情的价值介入式研究就一定不是“客观”研究吗？
这类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间经常出现，最为出名的一次争论莫过于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对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世纪之问” 。 1982年，利奇在其新著《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中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国情”？二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利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正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利奇的意思是说，费孝通作为中国人研究自己的社会难免会有偏见，有价值判断和感情因素起作用从而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对于利奇提出的问题，费孝通最初的回应非常直接且充满了感情色彩：“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 ……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价值判断。 ……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 ……”个人以为，这种炙热的感情在费孝通写作《江村经济》中肯定也是存在的，他在开弦弓村的成长、生活经验很难不被带入其中，也许这也正是《江村经济》让人读来亲切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人类学大师林耀华的代表作《金翼》更是一部充满了个人经历和感情的著作，林耀华的文学写作手法甚至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代入感。《江村经济》和《金翼》之所以成为不朽的名作，让大家百读不厌，常读常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作者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带入了一种精神甚至生命，包括对于时代和国家的忧愁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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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
【|带着“情感”做社会学研究】在费孝通晚年思想中， “情感”成为他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明确表达了社会学研究要从“社会生态”扩展到“社会心态” ，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研究那些“隐藏的我”、“说不清楚的我”和“讲不出来的我” 。费孝通认为， “讲不出来的我”最能凸显人之主体形象的复杂性，但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中最难调查和研究的部分，对社会学构成巨大挑战。对于这种“内心世界”的研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很难达到理想的研究效果，因为“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 。杨善华也说， “社会学越‘科学’ ，量表和统计数据使用得越纯熟，这一习惯性的无视就会越明显，也就会使社会学越发成为‘外部性’的学科。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走进人的内心世界，实现对于“人文世界”的科学的、客观的研究呢？费孝通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方法——“将心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