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闲话法正：建安十六年，心术熟到烂透的谋主( 三 ) 建安|诸葛亮|中国历史|三国演

得势后的睚眦必报
三年后，施展阴谋的机会终于到来。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命钟繇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成都顿有唇亡齿寒之感。张松趁机劝说刘璋将刘备请入益州，并再次推荐法正前往荆州联络。法正甫抵荆州，便力劝刘备取刘璋而代之。另据韦曜《吴书》记载，在此之前，法正与张松二人已将益州的“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全盘泄露。
法正自此以刘璋使者的身份留在刘备阵营，充当着最核心的谋主。《蜀书·法正传》里说，益州人郑度劝刘璋高沟深垒坚壁清野，刘备听闻后甚感忧虑，法正却让他宽心，称以刘璋的为人断不会采纳郑度的建议。其实，这种对错五五开的“料事如神”，并不是法正最重要的作用。刘备真正倚重的，是他对益州内部兵力部署、关隘交通与派系冲突等情况的深切洞察。这种洞察，是细致谋划多年的结果，最后见于刘备进围雒城时，法正写给刘璋的那封劝降信。信中的法正，犹如摊开了益州地图，面对面站在刘璋跟前，向他一一指出哪些郡县已经沦陷，哪些郡县正遭受威胁，哪些关隘已经洞开，哪些势力正蠢蠢欲动。
建安十九年，刘璋开城投降。重回成都的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兼扬武将军（蜀郡便是益州的京畿）。从前不得志的闲人，摇身一变成了最炙手可热者。《蜀书·法正传》里说，翻过身来的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由此不难推想，这个来自三辅的避难者，对于给自己提供过庇护的刘璋时代，怀有多么深邃的怨念。有人将情况捅给诸葛亮。诸葛亮的回复却是：主公当年困处公安，狼狈不堪，全靠法正“为之辅翼”，才“翻然翱翔”有了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这些话，是在明确认证法正乃取蜀之役的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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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社会理想的权谋之士
建安十六年的选择，改变了法正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所有益州人的命运。当战事尘埃落定，益州百姓们立刻怀念起了那被时人嘲讽为“闇弱”的刘璋。因为他们发现，新的益州之主入主成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一套远比刘璋时代更为凶狠的汲取体系来搜刮民财。刘备采纳了刘巴的献策，开始铸造一种名为“直百钱”的新货币。新钱重量仅相当于旧蜀五铢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为保证汲取的顺利实施，新政权还接管了成都的市场，控制了物价。
“直百钱”是临时举措，益州新主希望高强度汲取能够常态化。于是，法正与诸葛亮、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又于同年共造“蜀科”，以汉律为基础，制定了一款专门用于管控益州百姓的法律。陈寿说，这款法律造成的结果是“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蜀科”的严酷基调，是诸葛亮定下的。法正最初不太理解，他觉得“初有其国”之际应该先博取百姓的欢心，何况新政权还是一群外来者，用宽松政策来笼络本土势力以获取支持也很重要。但诸葛亮饱读“申韩管子”，另有一套逻辑。他告诉法正：刘璋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本土大族合作，与之共享权力与利益。有刘璋的先例在前，新政权拿官职、爵位与财富去笼络，力度再大也显不出区别，不会让本土大族真正感激。所以严刑峻法才是当下最需要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严刑峻法是一种威吓，益州民众被法条狠狠修理过以后，便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社会地位是一种诱惑，益州民众被阶层无法维持和提升折磨过之后，便会懂得什么叫爵位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