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斯拉夫文化？消费主义？媒介暴力……东欧电影仅是这些吗？( 二 ) 科幻小说|科幻|科幻文学|未世

北马其顿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和卢博·斯特法诺夫的《蜂蜜之地》（2019年）讲述了在消费主义时代，为了利益的人类对大自然资源进行大肆掠夺与破坏，他们在呈现现代人焦虑的同时，也对资本与消费主义进行了批判。波兰电影《我是》（多罗塔·肯杰尔扎沃斯卡，2005年）也从物质消费、成长认知与终极英雄的角度，刻画了一位“浪荡儿”。影片中的男孩同是枝裕和《无人知晓》（2004年）中的孩子一样，被父亲抛弃，母亲无力独自面对孤独，要在男人中寻找“真爱”，视儿子为寻找真爱路上的累赘。男孩孔德尔要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丛林社会里存活，他丢掉象征血缘之爱的音乐盒，跳进河里想结束生命。但当他从水里拿着音乐盒上岸时，意味他的重生和自我主体性的诞生，此时他的存在超越了伦理上的存在。对于富家女的示爱，他选择了独行至远方，没有附属于女孩的物质与情感，这又是他对感性的一次超越。男孩完成了他的两次超越之后，开始从“弱者”向“超人”转化。虽然他是社会普遍认知上的流浪儿或者“弱者”，但他可以自由地成为他想是的那个本质——“我是”，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和超越意识。“弱者”不再是“弱者”，而是具有“超人”气质的人。
【尼采|斯拉夫文化？消费主义？媒介暴力……东欧电影仅是这些吗？】平庸之恶
拉杜·裘德的新片《私人视频发酵事件》（2021年）从成人私人视频入手，展示了技术时代或数字时代的“平庸之恶”及无孔不入的网络权力，对私人空间的压缩或对个体的压迫。罗马尼亚导演卢奇安·平蒂列的《尼基与弗洛》（2003年）讲述了退休中校尼基在以父爱为名的父权丧失之后，不愿成为资本或娱乐案板上任人宰割的羔羊，进而采用极端行动——用锤子砸死了与自己三观不同的亲家弗洛。与及时行乐、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精于生活之道的弗洛不同，尼基沉湎于传统家庭与父权的世界，认为“一个父亲的职责就是抚养大他的孩子，让他们成为大人，在他们欢乐或痛苦的时候呆在他们身边”。尼基杀人之前的行为符合权力社会的所有道德规范，但是他无法容忍亲家对女儿的爱，或女儿对亲家的亲切凌驾于自己的“父爱之权”之上——这一隐在的“极权”思维最终导致了一切的毁灭。
克利斯提·普优的《无医可靠》（2005年）中，独居老人拉扎瑞斯古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叫来救护车，当晚的大车祸让医院忙碌不堪，从基本检查到拍片到做手术，老人被迫要在几家医院间来回辗转，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病情逐渐恶化，直至静悄悄地没有了生命体征。大夫们以“为你好”为说辞，将有轻微症状的老人逐渐推向死亡。普优运用纪录片式的手法记录了“平庸之恶”的隐喻及其影响力。
苦难中人生活环境恶劣，是被社会抛弃的弱者，苦难的经历使他们用暴力向更弱的人施暴，或者对制造出来的敌人施暴。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也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怨恨通过“制造敌人”与“制造内部紧张感”，强化内部的整合。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2000年）里，就有这样一群愤怒的暴民在医院里打砸破坏，塔尔说打砸的动作“代表了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希望，也失去了他们的耐心，所以他们下手毁灭他们身边的东西，他们把整座城市都打破了”。
受到尼采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启发，2011年贝拉·塔尔又拍摄了《都灵之马》，准备在堕落与毁灭之后，重建希望之地。他说“尼采之于本片，等同于这匹马和我们自身”。在尼采著作和《罪与罚》里，都论及那匹为人类工作了一辈子的老马，被愚蠢、残忍和缺乏“善”的人类进行无情鞭打和辱骂。人性已经到了堕落的边缘，那个和“我们血肉相连的存在物”——那匹老马，引起了陀氏、尼采的同情与恻隐之心，也让他们看到了现代世界的存在本质。尼采说“上帝死了”，与影片的六天里世界的毁灭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