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施蛰存先生的名号和“四窗”| 张文江( 二 )

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为先生中学时代所拟，后来不再使用。梅冬而桃春，为先生少年时的文艺之心，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这两个号，或对应他的小说诗文创作。小说集中在早期十年（1926—1936），初试笔，才气发扬，为世所惊艳。而诗文则延续一生，晚年的《浮生杂咏》八十首，深沉隽永。辍笔未写的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附记》），或暗用《老残游记二编》序言，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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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选自《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集古小品举要》，右图选自《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藏碑经眼百品》
【张文江|施蛰存先生的名号和“四窗”| 张文江】使用时间最长的笔名是北山，书斋也因此被称为北山楼。2011—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施蛰存全集》（不是先生作品的全部），此书共十卷，而冠名“北山”者，竟然有四种八册之多，占据绝对多数。此号既是先生实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性情和思想的表现。
“北山”典取南朝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文意是讽刺伪隐士，相应先生性情的洁身自好，志趣高远。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种各样的风波不断，有很多后来遭遇不公待遇之人，自己早年也曾以不公待人。自始至终保持清白的只有少数，先生应该是其中之一。以“北山”为号，并非志在居隐，先生根本上是入世的，积极地做了很多事。当年老友邵洵美落难时，先生曾仗义资助。此事先生从未言及，后来还是从邵的女儿口中说出的（《编年事录》，793页）。
具体取号北山，来自抗战时期，先生任教于福建厦门大学。学校坐落北山脚下，因以为号。回上海以后，在动乱的十年中，他居住于向北的小屋，而此时的北山楼，是在阳台上搭建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多年积累收藏的碑帖即存放其中。而真正对应北山之学的，应该就是北窗，这就涉及流传甚广的“四窗”之说。
“四窗”之说，最初来自偶然的机缘，1984年先生出院后，在会客闲聊时即兴说起。先生原先的作息一直在朝北的亭子间，工作、会客常常就坐在抽水马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才重新搬回原来的南间，那里是落地长窗，敞亮了很多。“四窗”的说法新颖可人，后来为报纸采访人员采用发表（1985年11月5日《书讯报》，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东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编年事录》，1166页），不久流传开来，成为先生一生成就的简要概括。然而，根据建中兄的提示，社会上流行的版本，还不是先生的原话。
流传的“四窗”之说，大致为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以及北窗金石碑版考释。而先生比较确切的原话，可以参考丁言昭的记录：“我的文学生活共有四个方面，特用四面窗来比喻：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1988年7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丁言昭《北山楼头“四面窗”——访施蛰存》，《编年事录》，1251页）
对比两种说法的不同，主要是东窗和南窗的易位。我理解先生的原意，东窗和西窗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南窗为创作性的发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为保存古物的收敛，也象征冷门。而流行说法以南窗为东窗，关注的是最初的文学起步。施先生早年的创作，由诗而小说，写出《将军底头》《石秀》《鸠摩罗什》等一系列佳作，影响于时。以此为起始点，也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