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墩子:长篇写作对我的诱惑|青年作家| 长篇小说( 二 )


采访人员:你讲道,这部书写到8万字时,觉得和构思相差太远,就全部删掉了。这让我想起了许多作家焚稿的故事。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范墩子:自然是很难受的,毕竟写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在写前两章节的时候,还是比较满意的,从第三章开始,小说的节奏有点乱了,越往后写,越偏离了之前总体的构思。
写完后,我重读了两遍,确实不怎么样。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连自己都无法打动,谈何打动读者?我就全部删除了。又等了几年,又让两个主要人物反复在心中闪现了两年。直到2019年暑期,觉得构思成熟了,素材积累得差不多了,才开始正式写了起来。
对一部长篇小说,我最看重的是它的结构,如果结构松散,再好的小说也是一盘散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肯定是在看故事,但作家必须时刻想着如何用最稳定的小说结构,将故事定格在十多万字甚或几十万字的篇幅当中。
记录那些卑微的灵魂
采访人员:此前你尚未有过写作长篇的经验,用十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两个人物的命运,重点在哪些环节上下了功夫?
范墩子:素材的积累,细节的处理,结构的把握,人物视角的切换,这些都是我需要要注意的地方。我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探索之作,希望能在写法上展现出自己鲜明的风格,让小说沉浸在一种紧张而又鬼魅的叙述状态当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警惕当前最流行的写法。喜欢路遥的青年人很多,我也不例外,路遥的书,尤其是《人生》,我读过好几遍,我内心里一直也想象路遥那样写上几个青年人的奋斗故事,但说实话,像路遥那样全景式地再现当下热气腾腾的生活,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必须采用另一种方式讲故事,要讲得特别,讲得更贴近青年人的内心世界,这就对我的写作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在写《抒情时代》之前,我先后走访了多个村庄和镇街,重点翻阅了《永寿县志》,记了大量的笔记。写作的8个月间,我耐心叙述有关主人公杨梅的一切,她的成长历程,她的悲伤,甚至还有她的梦话和怪念头,依靠着这些纠缠在一起的想法,我写完了这本书。
采访人员:你的短篇创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力,为什么要“攻”长篇?长篇写作的挑战性在哪里?
范墩子:短篇小说是节制的艺术,写的是生活的截面。短篇小说并不简单,它更接近于诗歌,更需要懂得收放自如,是精致的艺术品。我开始学写小说时,写的就是短篇小说,写了好多年,也发表了不少,但我依然感觉短篇小说写作的艰难。这样写下来,加重了自己写作上的失望感,便动了写作长篇小说的念头。也可以说是换个写作领地,以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
当写完这部长篇小说时,我深深感觉到了长篇小说的艰难。没错,短篇和长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写。长篇的艰难在于它是一场持久战,作家必须长时间沉浸在小说的氛围当中,如果连续间断一些时间,之前酝酿好的感觉可能就会消失了,长篇写作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但长篇写作也有美好的部分,小说家林白曾讲过这样的话:“当一部长篇小说开头,我就会安详自在地眺望一年的时光,就像一个村妇,面对一屋的柴火,感到自己可以过一个踏实的冬天。”
采访人员:你近年的创作很多都体现了关中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变化,这是来自幼时的记忆还是故乡情缘?
范墩子:我的写作里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没有办法,我无法逃避这块地方对我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全部,我希望读者能看到我的特殊性,能看到我在叙述上的叛逆。我是一个随时把童年记忆和故乡记忆携带在身上的人,童年记忆为我提供了一个审视现实的参考体系,包括过往的,当下的,未来的,城市的,乡村的,在今天写作,谁都无法逃离这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