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尔铁塔|文艺评论丨城市更新闯入“美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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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尔的公共艺术作品《云门》
多年前，我去往荷兰的代尔夫特，徜徉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入眼帘的影像多是那幅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从酒店的大堂、街道上的广告牌、建筑山墙上的壁画、咖啡厅的店招，乃至餐桌上的杯碟和餐纸，都赫然一见这个与维米尔一样情系代尔夫特的女孩。一幅画，一座城，这里，艺术成为一座城市的触媒，催化了旅人关于这个城市的浪漫想象。
【埃菲尔铁塔|文艺评论丨城市更新闯入“美学时代”】同样，埃菲尔铁塔被视为艺术，成为巴黎的象征，乃是历史发展的“给定”，是历史积淀形成的社会共识。当年莫泊桑、大仲马等一群名流联名反对建立巴黎铁塔，甚而嗤之以鼻，最终服膺了铁塔的魅力。罗兰·巴特在《埃菲尔铁塔》一文中说，“铁塔虽没有什么作用而至今仍然存在，是由于它意味着对科学的强烈信仰具有何等尊严，并且有唤起人们想象力的伟大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为人类服务的功能，它的意义是无可比拟的。”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性的涵义和信息。
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有机复合体。她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中地，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新地；换言之，她是人类文化的大“容器”。时至今日，全球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且，急剧膨胀的城市化趋势与收缩的城市现象同时存续，伴随人口增长、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凸显，城市面临的各种社会病也持续困扰人们。所以，在新一轮的都市更新过程中，建构一种生活品质保证、幸福指数高企的当代城市文化尤为重要。由此，诸如“生活美学”“人文城市”之类的热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里，生活方式的表达折射出城市美学的重要内涵。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汏洗与蜕变中，一些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城市崛起，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丹麦的哥本哈根、爱沙尼亚的塔林等等，无论低碳环保还是艺文观光抑或数字城市，这些城市成为都市更新的样板而声名远播。同样，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理念认同和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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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在芝加哥的公共艺术作品
艺术不是城市的一种附丽，而是城市生命肌体里的一种维他命。艺术同时也是与城市共生的精神资产。
诚然，美与艺术一直是城市历史演变里不变的旋律与和声。然而，美与艺术介入城市并不是一马平川的事。尤其作为城市空间主体的建筑及其风格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城市美感的理解和表达自然产生莫衷一是的错位和矛盾。英国工业快速发展时期，混凝土和钢材的使用，促使城市建筑面貌变化。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水晶宫的建成，更是一个城市面貌改变的契机。尽管这种关于现代城市成长的完整理论在柯布西耶的理想描绘中成为新的时代的象征，然而现代主义建筑思潮走向的“国际化”却成为千篇一律和缺乏人性化的温床。
20世纪60年代迄今，西方科学技术、社会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给西方艺术带来转折性变化，也直接催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打破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让社会公众成为参与艺术创作的主体，以毕加索、夏加尔等人为代表的艺术家，打破博物馆美术馆的围墙，城市公共艺术由此兴起，芝加哥城内艺术家的作品层出不穷，诸如：毕加索的《贝丝》、亨利·摩尔的《原子能》、夏加尔的《四季》、卡达尔的《红鹤》、奥登伯格的《大球棒》以及千禧公园卡普尔的《云门》（巨大水晶球体的弧形曲面，反射出天空、周围景观和夸张的人影）和弗兰克·盖里的音乐广场建筑“普利茨克露天音乐厅”和BP大桥。其实当初毕加索的《贝丝》在竖立之初，反对声四起，众多市民要求拆除，但艺术委员会不为所动。时至今日，《贝丝》已然是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这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