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儿!李兰妮 与抑郁症同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四 )


中国有酒文化的传统,没有看到这些戒酒病人的时候,我其实对喝酒是很欣赏的。我觉得喝酒,你只要是能喝,当然酒风必须好,另外你不要喝公款的,你自己拿酒来喝,酒逢知己千杯少。后来才知道酒精成瘾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精神病毒无孔不入,而且无人能够免疫
北青报:还有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你提到了官员自杀和医生的精神障碍问题。常常会在听说官员自杀的消息之后,看到相关单位出来一个公告说他得了抑郁症。有人会觉得这是在为官员找借口,怎么谁都是抑郁症?
李兰妮:我书里引用了研究中心的数据,自杀的官员里头有46%是伴有抑郁症的。官员压力很大。曾经我和责编都犹豫,不知道写了出版社会不会给删掉。但是后来我就跟责编讲,这个官员自杀现象其实很厉害了。后来我和责编专门补充地去了一趟北医六院,请黄悦勤教授谈这个官员自杀的问题。她就讲她们那时候跟大机关都建议,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要做那种问卷调查,甚至纳入体检。要早点发现,也是保护干部。
我认识的官员里头就有自杀的。每次开会他都跟我谈抑郁症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他有抑郁症,以为是说他太太。我住北医六院的时候,我知道他特别关注,还专门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没有想到我出院才第五天,他自杀了。那时我还在北京,因为要待四天才能拿到病历。
北青报:另外,看您书里说,都有旁边医院的医生,手术帽都没摘,直接跑过来看病。
李兰妮:所以我很多时候真的很心疼医生。医生是高危职业,抑郁、自杀比例比其他群体高。而精神专科医生,又是医生中的高危群体。他们比其他科室的医生群体更沉默、更艰难、更少有人关注和理解。他们一般一个星期出两次诊,每个病人他看40分钟左右,他们自己的压力都很大,都要找其他的医生诉说来宣泄。
就像我就住在中山大学里头,遇见过好几个老师说学生抑郁,要防止自杀,学校会让那些老师盯紧,他们说“那我们老师抑郁谁管呢?”然后也见过就是精神科的医生毫无办法地说:“哎呀,我一个同事也自杀了。他本来是雄心勃勃想救很多的人的。”我读《雅致的精神病院》这本书,麦克林医院上世纪60年代有两三任医务主任自杀,有院长成为重度精神病人。书中有言:“精神病毒无孔不入,而且无人能够免疫。”那你怎么办?
你只能学会常识。所以我很希望年轻的这一代,比如说90后,我真寄希望于他们。如果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知识,既懂得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父母,还能够对他们的下一代有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灾难是可以预防的。
北青报:嗯,像您书里写:“医学进步,已能够通过神经成像技术、脑监测等筛选出神经异常或潜在的精神病患者。这是防治精神病的重要一环。”
李兰妮:就像我写到的那位法隆教授,大脑神经解剖学专家,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的脑部扫描图不正常,与他研究的十几名杀人罪犯的大脑扫描图在图像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从遗传学、行为学、精神病学角度入手,对自己父系、母系家族史进行追踪、研究。他与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深谈,发现自己有轻度心理变态。在有关心理变态的海尔量表四个标准中,他除了没有反社会倾向,其他三项均存在:虚荣、冷酷、不可靠。他没有成为心理变态狂,原因是从小父母对他的爱和教育。他指出,可以通过行为因素、基因因素、后天因素、精神病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去排查社区,在变态人格者幼年时就发现他们,并使他们远离麻烦。比如给他一种爱的环境,包括请他的班主任特别地对他有一种健康良好的关照、引导,于是他才不会出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