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在《爱丽儿》的轻风中

今年7月15日是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 1871-1917）冥诞一百五十周年。《爱丽儿》是他最有名的作品，1900年出版，借用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法师和空气精灵的形象，在遥远的南美设想了一个雅典学园，把魔法转化为教育的智慧，寄语拉美年轻人摆脱束缚、勉力前行。一时间，从多米尼加、古巴、墨西哥到厄瓜多尔、秘鲁、智利，独立后仓皇寻找前路的兄弟国家，莫不把罗多尊为“年轻人的导师”：虽然抵挡不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诱惑，至少期待有个声音，帮助他们这些涉水者认清国际秩序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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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儿》，[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著，于施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7月。
反对“精美”的先锋
《爱丽儿》1914年就有了法语版，1922年在美国出现时任阿根廷大使翻译的一版，1967年剑桥大学出过一版（但导读是英文的、正文仍然是西班牙语），1988年又有美国西语学者译本，九十年代陆续推出德语、意大利语译本。作为中文译者，其实我也好奇各国西语翻译研究者（hispanistas）的动机，甚至如果有机会进行“我为什么译《爱丽儿》”的同题作文，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至少一致的是，每位译者都更多出于文化价值而不是商业价值来进行的翻译，每个人都是一块透镜，折射率各不相同。
大体看，《爱丽儿》刚好在1900这样的整年出版，在20世纪的门槛敲响警钟；钟声绕梁，呈现明显的三段：前二三十年在拉美多国很受推崇，后来逐渐沉寂，六七十年代至今再被捧读，尤其被后殖民主义理论捕捉，定调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先声。的确，它六章之中的最后两章都是从1898年美西战争出发，提醒拉美青年注意美国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不要照搬美国模式，小心保存拉丁美洲的独特性。
当然，南美边陲小国一位沉郁的文人，又能如何抵御整个地区因丰饶而受难。很快，美国接手了中美地峡的运河项目、策划了巴拿马独立，直接对古巴、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进行了军事占领，金元外交更是炉火纯青，让欧·亨利在不安中看透了“香蕉共和国”的命运。无论如何，罗多确实深刻理解了何塞·马蒂、鲁文·达里奥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不断发出的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威胁的预判，很早就看到了北方这个巨人将对拉美投下的阴影。罗多对“爱丽儿”这一形象的设想，应该也受到达里奥的暗示而不是在呼应莎士比亚，只不过他理想的精灵不是达里奥偏爱的那个爱伦·坡，而是值得启发的整整一代拉美青年。
似乎更加具有戏剧性的，不是罗多对美国“门罗主义”的高瞻远瞩，而是这个话题的中国土壤在译书的几年间发生了深刻的扰动。面对20世纪尤其二战之后美国在全球占据的主导地位，中国很长时间处于被动位置，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留学大潮移民大潮涌出、各种亚文化涌入，“美式”除了咖啡，几乎总能在国人心里激起某种漂亮的涟漪，纵使“不过如此”的祛魅，也仍然是在这种心态里打转。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蜜月期”到冷战结束，中国的社会心理是与“西方”尤其美国达成了和解，制造业金融业深度嵌套、生活方式和思想资源逐渐融合，殊不知，这种和解只是单方面的天真，对方从来没有放下敌意，而现在，中国终于可以不顾及“情面”，对美国玩弄的大花招小动作一一拆解。对此，我们不欢迎盲目的民族主义，也不必有什么追悔的心情，历史的发生总有其必然；我们只愿庆幸有机会重新对焦，而这个时候读到罗多的“理性反美”（他还非常绅士地历数了美国的长处），无疑变得可以共情：“……（美国）繁荣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不能满足于对人类命运的中等构想。美国文明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由于所代表意志的沉重压力，由于在物质增长的所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无疑在整个群体中制造出了一种特殊的‘不足’和‘空虚’感。如果我们根据过去三千年由古典精神和基督教精神引领的历史，要问美国的主导原则是什么，理念基础是什么，有比打动那个巨大群体的实证效益更高的目标吗，答案可能还是对于物质胜利的绝对焦虑。美国没有能作为指引的深远传统，不知道如何设计更高的、非逐利的未来，来替代往昔激动人心的完美经验。他们只活在眼前的现实，所做一切都是个人和群体受益的利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