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在《爱丽儿》的轻风中( 二 )

当然罗多的时代更早、思想更朴素、表述也更异域，我们只需抓住一点，就是他120年前在乌拉圭-拉美就观察到，美国从独立建国到挑起1898年美西战争，西进、南下，以“有用即真理”的思想内核指导行动，是即时有力的，也极大地改造了所到之处。那么现在，当美国集中力量钳制中国，我们是不是将在对抗中再次被改造？我们是在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赛道上继续缠斗，还是换一条跑道？希望《爱丽儿》能施以片刻的魔法，让我们思考曾经选择忽视的东西。

文章插图
巴西电影《上帝之城》剧照。
理想主义落地
但政治解读不是《爱丽儿》的全部，罗多是一位文学思想家，他写作的初衷绝对不是国际关系小册子，而是关于前四章里罗多对青年的嘱托，既要保持理想和整全，又要懂得闲适，究竟该怎么做？
开篇和结尾，罗多借普洛斯帕罗之口，设置了一个毕业寄语的空间和话语体系，这是全书的主干，是比指出“美国社会内在病因”更高一级的结构和主题。仔细想想，罗多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满29岁，而且他没有上过大学，或者说，他14岁就开始工作、进大学是去讲授文学课的。很显然，他怀念校园，看重学校这样一个生产知识、培养公民的机制，但他的成熟并不完全倚赖正式的学校教育，更多来源于自身的修为、社会的历练，以及从未褪色的理想主义。他曾经赞同法国的加斯东·德尚，说年轻一代对公共生活及其民族文化“入门”太晚，对主流思想的贡献也乏善可陈，那么写作《爱丽儿》，发出“卖老”的劝诫，便是他参与公共生活、锻造民族文化的身体力行。
随后他开始宣讲。作为即将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去赢得尊严和荣誉，这就需要相信自己，相信青春，始终抱持理想。但他不是一味用希腊历史、早期基督教来唱高调，而是敏锐发现并承认19世纪文学反映了百年的动荡，出现了许多讲述年轻人精神状态消退的例子。他对此毫不避讳，接纳可能出现的紧张、崩溃，鼓励大家怀疑、矛盾，因为“任何对心智坚强有力的教育都不可能建立在天真的隔离或主动的无知上”。他希望大家不必追求一时相对的好，要相信随着生活的展开，通过个人的努力，前方存在一个可能的更好。
看到这里，有没有熟悉的味道？罗多说的是19世纪末乌拉圭的现实，不也活生生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化结构的矛盾，简单地说，都是作为“西方”边缘或行动对象，遭遇传统文化跟市场经济亚文化之间的断裂，只不过他面对的是希腊罗马-拉丁系语言文化、基督教信仰传统，独立战争、移民融入的社会革命，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未来，有没有可能更好？也许不用追求匮乏中的自由了，还要追求丰富中的自由，但这些观念、信念、价值、伦理的升级，往往比经济和技术的改良滞后很多。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保持“天然的整一性”：当社会高度发达、精细分工，专业化是效率的要求，但也限制了每个人的眼界。如果教育进一步强化这点，仅仅服从于某种实用目的，建立过早的专业化，必将导致狭隘的思想，最终破坏共同的生活。于是借助一个小故事，他号召每个人在内心保留一分净土，投入时间浇灌广泛的兴趣、深入的思考、单纯的梦想，唯独要摒除功利心。
追求完善的过程有没有标准或者约束呢？罗多提出一个观点：道德感和美感其实是相通的，当人学会从精致中分辨粗野，从美好中分辨丑癞，就掌握了一半如何从恶中分辨善。那么美感只是个人的吗？并不，当人与人的交往勾连成政治，由于资质不同，绝对的平等和民主不可能是美的，反而可能是暴力凶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