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概念的历史分量》：用概念撬动历史

梁启超先生认为，即使是历史文献中的“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不过，若想透过这些“单词片语”把握背后深刻的思想世界，无疑需要史家具有敏锐的目光能深入到历史的细部之中，进而揭示其中包含的丰富历史世界。方维规先生的《概念的历史分量》即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细致分析了大量翔实史料，深入讨论了“文明”“文化”“民族”“政党”“经济”等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发掘了概念背后的深广思想内容。已经有学者对本书进行探讨，本文尝试在此基础上就本书的学术“分量”进行分析。
着手概念史研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概念值得研究？具体到《概念的历史分量》而言，也就是哪些概念能够成为我们理解近代思想的钥匙？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要“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所以此书关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大概念’的探究”。方先生对“大概念”的理解，多渗透于本书各章节的具体研究之中。就笔者的理解，本书对“大概念”的考察，体现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强调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的考察，没有简单地囿于概念本身，而是强调精细的对比，把握时人对相关西方概念理解的深浅程度。二是作者强调为读者展示了“大概念”在中国走向确定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众多不同译词和理解的竞争和交缠的动态画面，展示“大概念”具有的不同于一般概念更强的能量和张力，揭示了近代思想史的丰富面相。最后一点，作者的研究展示了概念史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纳入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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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历史分量》作者：方维规，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概念的共识性与历时性
昆廷·斯金纳曾在批评观念史研究时指出其所犯的一种“时代误置（anachronism）”的错误，即“我们可能‘发现’某著作家持有某—论点。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对于具体概念的考察很容易犯类似的错误。若想要精确把握概念的意涵，就不能为概念本身所局限，而是要将其放置于相关的时空背景之中，给予其准确的定位，既不能过分拔高时人的理解程度，也不能忽视那些理解存在超前的状况。方先生无疑深谙此道，对此有精彩的诠释，其对“党”这一概念的分析就可一斑。在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中就提到了“党”这一概念，作者认为此处他使用的“党”字“肯定不是斟酌选用的中文译词。可是它与party的吻合是毫无疑问的。”此前对“党”概念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志刚的这段记载并指出：“他显然不知道自己使用的‘党’这个字，以及这样的现象，在英国政治领域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与之对比，方先生的解读显然更进一步。方先生敏锐注意到志刚对“党”的使用无疑十分超前地在很大程度上贴合西方的含义。但他也提醒读者：“志刚是在讲述英国政局不定、因英府易人而耽延中国使者办事的上下文里揣摩‘有似两党’的；此时‘党’字，应与中国传统‘群而不党’中的‘党’字一脉相通。”也就意味着他“还不了解现代西方政党与中国传统朋党之间的巨大差别”。
方先生的细致之处在于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去把握“党”的概念。科赛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共时性和历时性是无法在经验上分开的”，共时性是“针对事件的现时状况”，而历时性则强调的是“任何现时事件中包含的时间深度”。方先生的超越之处在既注意到了此时“党”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深深勾连，也注意到了时人有意无意之中将“党”与西方“party”对应，因而更加细致、精准地对时人理解的“党”的理解程度进行了定位。研究中当然要避免“以今度古”，但也要发掘历史细部中可能存在的特殊现象。如胡适所言：“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所以作者也说，志刚使用的“党”与“party”相对应 “这一‘巧合’，或许在‘党’这个古词向现代汉语‘党’概念的过渡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回视”的过程中发现被人忽视的历史偶然的意义，无疑也有助于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