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概念的历史分量》：用概念撬动历史( 三 )

【历史人物&《概念的历史分量》：用概念撬动历史】可以说，“经济”这一译词的最终确立，其实并非水到渠成一样顺利，对时人来说也未必是意料之中的事。“经济”这一译词也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击败了严复的“计学”、梁启超的“生计”等众多译词才能脱颖而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经济”这一译法并未取得人们的广泛认可。换言之，“大概念”的重要性实际也体现在了这样“饱和式”的翻译和理解之中。方先生的考察无疑展示了历史的更多可能和选择，揭示了包藏其中的各种因素的牵制和摩擦。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梳理出了译词（概念）确立的相对清晰的路径，更在于展现了概念史犹如历史的探照灯一般的能力，能够发现隐没在历史烟尘中不同译词、不同思想的升降沉浮、缠绕纠结、竞争裁汰。而一个概念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产生众多互异的理解，形成众多译词竞逐的动态历史场景，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换个角度看，方先生利用概念史考察思想界竞争互动的局面和勾勒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后产生的种种互异又存在关联的理解时，实际也揭示了时人思想不同的侧面。如在论述“文明”、“文化”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时，作者认为：“对一种现象或一些事物的认识，与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或者说，事物存在并不完全取决于概念；然而，概念可以状写和归纳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文化’‘文明’便是状写人类生活的大概念。就像‘文化’或‘文明’概念在欧洲最终确立之前一样，在中国，人们只是用传统中不同的表达来阐明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思想，或曰思想中的一部分内涵和一个侧面。”西方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传播、渗透过程之中，可能会受到种种切割、分裂，原本完整的概念可能受到不同力量的冲击而成为碎片，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诠释和运用，这也是近代中西知识流传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章可先生指出：“概念史研究不把思想家作为关注核心。在概念史的研究里，思想家、甚至是留下文本的任何人物，首先都是作为概念的‘使用者’出现的。概念史研究首先考虑的是，人物在使用概念时，某种涵义是否重要、如何重要。一个思想家在概念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通过他使用的某概念的某种涵义而凸显的，和他本身思想作为整体的一贯性、特殊性并没太大关联”，虽然概念史也不能全然忽略人物思想的大背景，但其“和思想史研究对人物的关注仍有取向上的不同”。因此，这意味着在概念史研究中我们可以更加平等地看待历史人物，可以更加充分地站在历史语境之中思考历史人物的思想价值和作用。在以往研究中不受重视的历史人物也可能在概念的变迁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前述志刚关于“党”概念的发挥就是一例。换言之，思想并非是思想家的特权，参与相关概念讨论的未必都是思想精英，还可能包括更加广泛的主体，因而也就有助于研究将更多的因素和人物纳入思考，展现更加鲜活生动的历史世界。

文章插图
《什么是概念史》，作者：方维规，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7月
概念的重要性，在于被争夺的强度
不过，笔者以为对概念影响力的考察也十分重要。如王汎森先生所提醒的，要注意一般思想史所关注的内容与当时一般社会思想所表现的现实裂开为两层的现象。因此要考虑“现实中思想如何扩散、下渗，或思想与日常生活如何发生关联，以及思想传播的节点、渠道等问题”。而方先生本书的考察较少注目于概念在中国的扩散、传播、下渗等问题。王笛先生在对于茶馆的研究中注意到1942年时，有报纸评论用“民主”一词形容茶馆，反映出“普通民众认为茶馆讲理比官方法庭判决更公正”。此处“民主”含义与其本身的含义存在明显的不同。与最初接触这一概念的精英们不同，普通人在用“民主”描述他们生活中颇为在意的茶馆时，实际并不关注“民主”的真正含义。“民主”概念进入中国已经不短，但在20世纪40年代，基层民众对于“民主”概念的理解依然十分有限。而相同的概念对不同人、不同群体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本书第五章中，精英人士关注的是对“民主”概念含义的厘清，而基层民众关注这一概念更多是借助它表达自身诉求，后者的理解已经是“民主”概念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后产生的影响。方先生更多的是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概念在精英中流转的历史图景，而如果这些概念只是对少部分参与讨论的精英具有意义的话，恐怕不能完全解释“大概念”所具有的能量，反而挤压了我们通过这些概念所能观察到的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