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概念的历史分量》：用概念撬动历史( 四 )

有学者指出《概念的历史分量》注重“概念群”的考察，并以此勾勒概念的全局。 “概念群”的考察当然是本书的精彩之处，但需要看到在硬币的另一面是概念对“人”的淹没甚至替代，当概念过分宰制我们的目光之所及，实际也意味着概念淹没了历史波纹之中的鲜活个体。方先生认为一个概念的重要性“常常不在于频繁使用，而是取决于被论辩、被争夺的强度，或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关键时刻的多义性和争议性及影响力，或在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与对同一概念“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元理解，乃至“争夺”相关联的无疑是一个个译词背后鲜活的历史人物，不同人的观察角度、理解方式等的不同自然造成译词的纷繁。如马克·布洛赫说的：“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历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因此，在概念意义的勾连、不同的译词纷繁的背后，其实都深深牵涉着尝试理解、运用这些概念的历史行动者，透过概念去理解历史中的一个个人物，或才能真正深入到历史的血肉之中。有学者指出，对以赛亚·伯林而言，“观念不仅仅是抽象的”，“它们是鲜活的……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之中，激励他们，塑造他们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还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在借助抽象的概念勾勒时代思想状况时，更要看到概念缠绕背后是人的复杂和多元，看到概念其实是流转于一个个鲜活个体的。要言之，人思想的表达通过概念体现出来，但“概念”与“人”之间仍有距离，如何让这段“距离”产生“美”而不是模糊了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仍值得深思。
全球化背景下的近代思想史研究
最后，笔者想谈谈概念史将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放置于全球背景下的潜力和优势。全球史视角下的思想史研究在西方已经多有反思和提倡。如耐德先生早前曾说思想史“应该是跨学科和国际性的，整体的和比较的”。但反观国内，能够将思想史放置于全球背景中的研究还不多见。而概念史的兴起无疑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概念的历史分量》中的“大概念”不少是“翻译概念”，这些概念本就沟通着中国与世界，与大多数涉及“翻译概念”的概念史研究一样，方先生也注重概念西方背景的考察。方先生认为：“对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来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西化。”所以在作者的研究中，更多将西方当作了一个进行对比的参照系，借之来比照时人对西方概念理解程度的深浅，甚至说西方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标准答案”，故时人努力的方向是寻求对西方概念的尽可能准确的理解和表达，这样的思路有助我们在中西对比之中更好把握时人的思想状态。不过，要将近代思想史更好与全球背景结合，不仅意味着研究者视野的扩展，还意味着视角的转换，这就既需要从中国看世界，也需要从世界看中国，这两种视线的交汇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全球性价值。只将西方当作一个追赶的参照，恐怕也会忽略不少思想史的风景。国人在思想上对西方的追逐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位置”或姿态，但如“知识分子”这样 “中国化的、自成一体的概念”，本就是中国思想界对相关概念作出的诠释，是“intellectual”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所具有不同形式之一，同样有世界性的价值。冯兆基（Edmund S. K. Fung）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既有全球性的一面也有地方性的一面，而这两方面是互动、流通、相互嵌入的。所以不仅要将中国近代思想放置于本土语境之中，还要将其作为世界思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揭示出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后产生的种种意义的“错位”、流失等史实后，或还要进一步发掘这些差异、现象的思想史意义，在概念全球流动的舞台上清晰中国思想界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