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概念的历史分量》：用概念撬动历史( 二 )

再如有学者指出，1833-1838年间出版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所使用的“文明”并不一定是civilization的对应词，其给出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出版后的30多年间，没有证据表明其间有人将civilization译作中文的‘文明’。而恰恰相反，许多史料却表明，学者们将civilization译成了中文的‘教化’、‘服化’、‘文雅’等等”。方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东西洋考》如何翻译‘civilization’，而其译词是否为时人所知，或是否对后人产生影响，应当不是一回事。换言之：《东西洋考》中的译词选择与后人如何翻译‘civilization’，不能从并不必然存在的逻辑关系中得出结论”，“另外，彼时在翻译西洋概念时，最初的一些翻译尝试最终没能得到认可，例如丁韪良所用‘教化’，又如后来严复的大量译词，这是很常见的，但我们不能以此否认曾经有过的翻译事实”。通过以上“党”和“文明”两个概念的考察，可以见得方先生对相关概念的分析和把握是十分谨慎和有分寸的。如斯图尔特·修斯所言：“历史学家对于结果的知晓享有的某种特权”，这当然是史家的重要优势，但方先生既充分利用史家已经知晓结果的特权，又没有囿于这样的特权。所以我们既需要用“返其旧心”的方式观察近代人物的思想世界，也要利用我们的“后见之明”，在思想演变的脉络中为其寻找恰当的理解，对时人思想状态的把握要“不多不少”，在思想脉络中给予其合适的位置，或才能最大程度接近历史的真实。

文章插图
《历史的概念向量》，作者：方维规，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2月
不同概念的曲折流变过程
从笔者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后被理解消化的过程，未必是紧密相接、环环相接的思想接力，后来者未必会接受前人的理解。因此，这就要谈到笔者想谈的第二点，即作者还关注不同译词、概念之间的纠缠、竞争，在历史长程中勾勒概念变化的动态画面。如本书第五章《“东西洋考”自主之理》考察的时段自晚清以来直到五四前后，不仅通过“民主”、“共和”、“自由”等概念观察了这一时段中国人对相关概念理解的变动，而且将这几个概念之间的相互纠缠、交叠的现象放入历史长程中进行梳理，无疑使得相关问题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示。不少概念史研究或以某一具体的文本史料为中心进行研究，或者划定相对狭小的时间段进行讨论，这样虽可以使得讨论较为细致深入，但对于某一概念演变的整体的轮廓缺乏勾勒，也给人很强的割裂之感。方先生长程的考察就很好呈现出西方概念在中国流变的相对完整过程，给人以通贯之感。
与长时段考察相关联的是方先生在这样长时段考察中充分展现了“大概念”的巨大能量和广泛影响力。潘光哲先生曾说：“那些本来也是众所同晓广用的‘新名词’，如何经历光阴的汰洗，最终被遗忘不存，顿成历史灰烬，其间前后之历程曲折，如可详为细考详述，不仅可以具体展示语言文字的变异，也充分彰显思想观念的转换”，因此那些“已然‘淡出’历史舞台的新名词，也具有纳入我们考察视野的价值。”方先生显然也深谙此道，其对“经济”概念的考察就颇能体现。对于“经济”这一概念，此前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与这些研究相比，方先生广泛运用更多的史料解析这一概念的变化，展示了“经济”概念在中国最终确立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体现出高超的把握材料和展示历史细节的能力。“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该概念所具有的不同品质，体现出不同社会的需要和追求。”方先生为读者勾勒出了“经济”这一概念众多译词间可能存在的竞争和争夺、时人面对不同译词时的游移不定等更加丰富的历史面相，实际上也借此反映出概念背后互异的需要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