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凯伦·克里斯坦森谈T. S. 艾略特夫妇 Poems|夫妇|个人|中国|艾略特|工

作为著名诗人、评论家T. S. 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瓦莱丽不仅陪伴丈夫的晚年，给了他幸福的生活，同时也在丈夫身故之后，整理出版丈夫的著作、书信，为艾略特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凯伦·克里斯坦森（Karen Christensen ，以下简称凯伦）女士曾担任瓦莱丽的秘书及助手。小说家、诗人、翻译家裘小龙是艾略特的“超级粉丝” ，曾出版《荒原》《四个四重奏》的中译本，在参与《荒原》纪录片拍摄制作的间隙，他采访了凯伦，请她谈谈T. S. 艾略特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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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瓦莱丽
在中国，艾略特是最受欢迎的西方现代派诗人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曾很惊讶地读到，有人把《四个四重奏》中译本放在送嫁妆的黄鱼车的最上方，一路招摇过市，因为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我的一位好朋友，俞光明（我后来把这个名字写进了“陈探长系列” ，他成了那位探长的搭档）居然能把《荒原》这首长诗的中译从头到尾背下来。因此，我想首先请您为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自己——作为瓦莱丽的秘书、作为一个侧重中国的出版家，也作为正在从事一个有关艾略特与瓦莱丽项目的学者。
凯伦：我是美国人，但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毕业后，我在英国生活了十多年。我当时刚养了孩子，想找一份兼职工作，凑巧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则小方块工作广告。几天后，瓦莱丽在费伯出版社（Faber & Faber）面试了我。对瓦莱丽，我既感敬畏，又感惊讶，我原以为她大概一百岁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还有第二个艾略特夫人。我与艾略特是同一天生日，我儿子取名汤姆（顺带提一句，他在北京生活），这些都是瓦莱丽所喜欢的。
就瓦莱丽而言，我不仅仅是秘书，也是伙伴与助手。对费伯出版社来说，我得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要在瓦莱丽一旁施加压力，让艾略特书信集的第一卷能在1988年出版，赶上他的百年生辰。于我自己而言，这倒不是坏事，交稿日期通常能逼我出活，也因为她不愿意干完——她其实很难把这本书放下。
我一直想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当我终于得到要写一本书的合同时，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她。从她的角度看，这或许不是太了不起的事，不过她还是体贴地把艾略特的旧书桌留给了我，她自己买了一个新的。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激动。
我后来成了环保作家，接着又创办了一家学术出版社，侧重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出版的《中国传记辞典》成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传记选集的一部分。
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写有关艾略特的专著，但人们常问我怎样参与艾略特书信的编辑工作，于是我在2005年为《卫报》的书评栏目写了这方面的长篇专评。瓦莱丽2012年去世时，我的文章被多家报纸引用，因为那些熟悉她的人，没有一个为她写过文章。艾略特去世后的这些年里，她一共才接受了三次采访。我对瓦莱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个女人——感到好奇，还有，这许多年作为火焰守护者的经历又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开始写一本书，其中一部分也可以说是瓦莱丽的传记。
201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了由Christopher Ricks和Jim McCue编辑的The Annotated Text, The Poems of T. S. Eliot, Volume I, Collected & Uncollected Poems, Volume II, Practical Cats & Further Verses 。这两卷诗集遵循瓦莱丽的要求，收入一些先前未曾发表的，而要到她去世三年后才能问世的诗。在这本新的艾略特诗选里，我们能第一次读到先前压根儿也不知道的一些诗。诗写得相当个人化，与诗人的非个人化理论有明显的冲突。事实上，在他写给瓦莱丽的那些爱情诗里洋溢着个人的激情，有些读起来甚至有色情的感觉。您又怎样看待这一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