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凯伦·克里斯坦森谈T. S. 艾略特夫妇( 三 ) Poems|夫妇|个人|中国|艾略特|工

对，我也读到过，艾略特一直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诗歌，这也是他后来写诗剧的原因之一。歌舞剧《猫》的改编，或许可以说是他俩共同做出的决定。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演说中也说， “全世界的诗”这一词有意义，尽管不同语言和国度的关系，这种相互理解并不全面，却至关重要。换一种角度也可以说，诗需要在全球有更多的读者。
确实，中国读者对艾略特的兴趣从未出现过退潮的迹象。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翻译家赵萝蕤就翻译了《荒原》的第一个中译本；也就在最近这两年里，林德尔·戈登所写的一本传记，《艾略特：不完美的一生》（T. S. Eliot: An Imperfect Life）也有中译本问世。我对这本传记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读过戈登的前两本传记《艾略特的早年生涯》（Eliot’s Early Years）与《艾略特的新生》（Eliot’s New Life），《艾略特：不完美的一生》读起来难免有点像前两本拼凑起来的感觉。不过，这本传记的中译本是由一位年轻的中国译者完成的，译得很不错，被评为中国国内当年最佳书籍之一，这本身也说明了艾略特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然而，在各种艾略特传记里，仿佛还真有一种时髦的倾向：把艾略特塑造成是一个对他生命中的女性的剥削者，虽说“剥削者”一词在这里倒并非是通常的含义。举个例子来说，《荒原》中有一段话据说是艾略特第一个妻子维维安说的：“今夜我的神经很糟。是的，糟。跟我在一起。 / 跟我说话。为什么你从来不说？说啊。 /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 我从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呵想。 ”这也许出自维维安之口，但因此要说艾略特是剥削、剽窃了她，实在太言过其实了。在我看来，一个诗人的成就正在于把个人化的经历转化成非个人化的，写入诗中，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
凯伦：我是这样想的，诗人所做的正是把个人的经验处理成普世的经验，向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说，从而发掘出共同的意义和情感。这不就是非个人化吗？我知道艾略特不想让人们写他的传记，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同情。他还烧掉了许多封信，觉得这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属于未来的学者与作家的一些材料（瓦莱丽对人们写她无疑也有同感）。但我们芸芸众生还是期望在他人的生活中找到理解。我们对他人的生活都有好奇心。人们现在对艾略特生活中的女性这样好奇，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地方。就艾略特这样一个严谨、严肃的人而言——他与维维安分居时，曾立下单身的誓言——身边却还是有这么多女性，这自然让人相当感兴趣。现在，他生活中有四个女性正受人们关注，还有其他的人爱过他，至少有一位女性曾要求与他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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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生命中的女性》（The Women in T. S. Eliot's Life）
在瓦莱丽身边工作时，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来往信件的研读上花了许多时间，在输入维维安那些书信手稿的过程中，我对她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她是个饱受病患折磨、情绪不稳定，而又有野心的女人，艾略特显然认为她对他自己诗歌的批评是重要的。维维安也通过各种方式为他的诗歌写作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包括她生动的声音、她看世界的方式，还有她在《荒原》手稿上的批注。我开始为瓦莱丽工作的第一天，她就要我读她编订的《荒原》（手稿复制本），我相信她对此感到十分骄傲。当时我尚未意识到，尽管她标出了维维安批注的部分，瓦莱丽和费伯出版社都没有给予维维安应有的承认，却只是单独给了庞德赞语（裘按：艾兹拉·庞德是美国现代主义著名诗人，人们一般认为，他在《荒原》的修改中，为艾略特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框架结构）。如果在今天，同样的书籍出版时，我想维维安的贡献会更清楚地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