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读书 | 影像背后：被普鲁斯特怠慢的友谊和生命( 二 )

在各个沙龙的辗转中，普鲁斯特在1889年来到了加亚维夫人的沙龙，并在那里认识了他生命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男人——文豪阿纳托尔·法朗士，后者当时的身份是夫人的情人。本书第108页有对于两人交情的简介。1896年，当普鲁斯特出版第一本作品《欢乐与时日》时，法朗士为其作序。
但这篇序言对于提携普鲁斯特的创作生涯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法朗士，这本书的价值变得微乎其微。而从序本身的内容看，法朗士对于自己年轻朋友作品的文学性并不欣赏，他更多把普鲁斯特当成一个交好的朋友，而非一名真正的作家。事实上，法朗士直到去世也没真正喜欢过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他80岁高龄，而普鲁斯特也已去世后，法朗士这样谈及他，“我一点都不理解他的作品……我努力尝试去理解，但我做不到。但这不是他的错，而是我的错。我们只能理解自己的同辈人……”
出版《欢乐与时日》后的整整17年间普鲁斯特没有再发表过著作，直到1913年《追忆》的第一卷问世。法国文学界很多声音认为，17年正是普鲁斯特用来彻底摆脱法朗士对自己影响的时间长度。但这不是法朗士的错，在《欢乐与时日》出版2年后，两人的友谊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甚至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巅峰。
“《追忆》的出版困扰着我”
发生在19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由于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介入而震动世界。回到1898年6月1日的晚上，这既是丽兹大酒店开张之夜，也是德雷福斯事件进入如火如荼阶段的晚上。就在丽兹开张前一周，左拉因为写了那篇惊世骇俗的“我控诉”而被以诽谤罪上诉，在法庭接受审讯，当时的普鲁斯特带着三明治和咖啡前去旁听。
1898年6月1日这个细雨濛濛的晚上，当一身时髦打扮的普鲁斯特前往旺多姆广场15号参加丽兹大酒店开张典礼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撕裂的。早在几个月前，他已经加入3000人联名上书请求赦免德雷福斯的行动。这既是出于他的知识分子良心，也是因为他自身的一半犹太血统。然而普鲁斯特对于德雷福斯的支持，让他不得不和自己多年来煞费苦心跻入的上流社交圈价值观背道而驰。他的恩主孟德斯鸠伯爵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这个晚上两人都在丽兹的开业沙龙，但伯爵故意回避了他。孟德斯鸠后来也被写进了《追忆》，成为夏吕斯的原型。他因此被气得卧床不起，并在一封信中承认，“三卷小说（《追忆》）的出版困扰着我。”他的身体再没有复原。
当自觉被上流社会排挤的普鲁斯特怅然若失之时，法朗士和他坚定地站在同一战壕，这对于他不仅是安慰，更是其战斗力量的来源。可惜的是和普鲁斯特一生中的很多友情一样，这段师徒关系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人们普遍相信，《追忆》里贝格特的原型就是法朗士，这也被视为普鲁斯特对老文豪的一次间接清算。本书第158页到160页用了些篇幅介绍普鲁斯特描写贝格特之死时的构思，事实上，他几乎是最后修改完贝格特之死就去世了。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这是法国文学史上一次经典的“弑父”行动。
“他被迷得神魂颠倒”
普鲁斯特在人际交往中展现的形象常常是薄情的，但他有自己的长情，这体现在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于丽兹大酒店的忠诚上。
距离1898年的丽兹开张之夜过去近20年后，此地仍然是普鲁斯特出入最频繁的场所。但此时，陪伴他身边的人成了让·科克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上空频繁遭受轰炸威胁，而丽兹依然灯红酒绿。在《旺多姆的丽兹》里，作者提拉·马奇奥告诉我们，“他（普鲁斯特）当时正被在这里拥有豪华套房的罗马尼亚公主苏卓迷得神魂颠倒，积极参加公主举办的每一次沙龙。而科克托则扮演着这一切的清醒的旁观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