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读书 | 影像背后：被普鲁斯特怠慢的友谊和生命( 三 )

普鲁斯特和科克托相识于1910年，当时前者40岁左右，后者差不多20岁。尽管岁数相差悬殊，但他们之间巨大的相似让普鲁斯特感叹两人的灵魂如同镜中人般孪生。他们几乎立刻成为密友，普鲁斯特完成《追忆》第一卷后，科克托一直费心费力为他寻找出版商。这本著作屡屡遭拒，最后是由格拉塞出版社勉强同意由普鲁斯特自费、删节出版。
在当时拒绝《追忆》的出版社中，就包括后来鼎鼎有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的冷淡和以纪德为代表的《新法兰西评论》核心成员们对此书发表的负面评论有关。但纪德本人于1914年向普鲁斯特致歉，致歉内容可参见本书第173页。据说，科克托在这种态度的转变中起到了极大影响，而普鲁斯特对此也十分感激。
但随着一战进入尾声，两人终于还是渐行渐远。据阿尔诺在《普鲁斯特对阵科克托》一书中透露，经历一战归来的科克托在文学风格上发生了巨变，他创作的《好望角》明显呈现出一种黩武倾向，对此普鲁斯特并不欣赏。而在科克托看来，他曾经不遗余力地帮助普鲁斯特对抗文学界，但当他需要这名前辈的帮助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他们从未正式决裂，但两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凶残的虫子蛰死了自己”
1907年，普鲁斯特搬到奥斯曼大道102号。此后，他在这度过了12年时光。
从这里去丽兹大酒店，步行只需10分钟。写作之余，他的一大爱好就是在丽兹大宴宾客。据茨威格在一篇文章中的描述，“他以他的好客和数目巨大的小费而闻名，他给的小费比美国百万富翁给的十倍还要多……”茨威格由此感叹，普鲁斯特“用自己的殷勤和大方赢得了整个巴黎。”
但我们无从得知友谊在普鲁斯特心目中究竟有多重要，他的朋友们似乎都受过他严重的伤害。吕西安·都德有一次写信给科克托哀怨地提及普鲁斯特，“马塞尔很棒，但这也是一只凶残的虫子，您有一天会理解的。”而科克托后来也承认，“听到普鲁斯特谈论友谊，让人很不舒服，友谊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奋笔疾书中度过，到了日夜颠倒的程度。1922年9月，几次哮喘的发作彻底损坏了他的身体。普鲁斯特很偶尔才离开自己的房间，那通常是在结束了一天工作后的凌晨4点。这时，他会去丽兹大酒店里进食当天的晚餐。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疏于出门。据记载，他最后一次出门是1922年10月。这次出门让他着了凉，患上感冒，但他拒绝接受治疗，也不让弟弟罗贝尔照料自己。管家塞莱斯特·阿尔巴莱——她和丈夫奥迪龙·阿尔巴莱也出现在这本集子里——晚年在她的回忆录《普鲁斯特先生》中写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几乎只喝饮料：一点牛奶咖啡，但主要是丽兹大酒店里的新鲜啤酒，每天由忠诚的奥迪龙去买了来。
1922年11月18日，油尽灯枯的普鲁斯特永远闭上了自己热衷于观察的双眼。他死后的遗照为著名摄影家曼·雷所摄，在本书第92页、93页可以看到。而曼·雷当时正是在科克托的要求下拍下了这张照片。在逝者的床边，科克托似乎理解了吕西安昔日所作“凶残的虫子”的比喻。他说，“他蛰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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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坤彧
编辑：孙欣祺
责任编辑：杨健
来源：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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