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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维曾经与王安石至交，可以说没有韩维就没有王安石变法。韩维是宋神宗登基之前的“王府记事参军”，与宋神宗“半师半臣”，经常在宋神宗面前提及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是百年难得的奇才，使神宗对王安石留下了深刻印象。宋神宗刚一继位，便迫不及待地要见王安石，并安排他到江宁府担任知府。没过多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调到身边，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终日陪侍在左右谈论变法理想，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执政生涯。可以说，王安石能够跟随宋神宗主持变法，韩维等好友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其走向权力巅峰作了铺垫。但随着王安石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韩维开始在变法一事上，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反目成仇，甚至被贬黜出京，二人也因此各奔东西。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对其变法开始都寄予了厚望，紧接着是失望和抗争，最后只得“恳辞勇退”，退避三舍，眼不见为净，达到绝望的境地。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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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簪花政见各异
“四相簪花”出自《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异事》，从字面意思看是说四个宰相戴花，四相分别是:韩琦、王安石、王珪、陈升之，但他们政见却各不相同。
三朝贤相--韩琦。韩琦为相十年，辅佐三朝。但与王安石的关系可谓貌合神离，形同陌路。嘉佑七年(1062年)，王安石在京出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与已是宰相的韩琦发生激烈冲突。王安石在审查鹌鹑一案时，韩琦站在了开封府一边，令王安石十分难堪。熙宁变法初期，新法执行在许多地方走了样，老百姓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甚至还出现一些坑害百姓的现象，让百姓苦不堪言。在河北安抚使任上的韩琦这时不但不支持变法，还火上浇油，将矛头指向王安石，直接上书神宗反对变法。熙宁三年二月，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认为不可能实现“抑兼并、济困乏”目的，又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用自废武功的方式换取边境安宁。不过韩琦三朝为相，敢于直谏，为人耿直，其个人品格深受王安石敬重，给予了韩琦很高的评价:“德量才智，心期高远”，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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筌相--陈升之。表面上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实际上反对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为了荣华富贵，他不惜假装拥护，得逞之后又翻脸不认人，后人给陈升之送了个外号叫“荃相”。
陈升之与王安石结识后，深受王安石器重。但陈升之老谋深算很有心计，善于逢迎以取悦富贵。王安石任宰相，担心议论满廷，引见陈升之辅佐自己。陈升之心里明白不能胜任，却尽力为王安石所用，王安石为了感激他，因而让他比自己先任宰相。刚一受到重用，就请求解除条例司，并借口“宰相不为吏事(理财)”，不再参与变法。后又见朝臣反对变法，“托病归卧百余日”。陈升之虽是“熙宁变法”的早期参与者，可后来和王安石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未免不是明哲保身的办法。因陈升之善附会以取富贵,世人因此讥讽他，称之为“筌相”。
三旨相公--王珪。宋神宗元丰年间，王珪担任宰相虽长达7年之久，但对于朝纲大政却几乎没有自己独立主张。他每逢上殿奏事必称“取圣旨”，经皇帝裁断之后他说“领圣旨”，退而传达他便说“已得圣旨”。由此人们谑称他为“三旨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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