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张方平不是苏轼亲戚，苏轼却为他戴孝3月，只因他对苏轼影响最大( 二 ) 王安石|仁宗|范仲淹|张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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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罢免出朝后，张方平极力上奏希望恢复范仲淹变法的法令。但是张方平却在进奏院一案中，最终选择站在变法派的对立面。当时反对变法的御史中丞王拱辰拿变法派苏舜钦等人的招妓行为大做文章。宋代的进奏院有个惯例，就是将废纸卖钱招妓举行宴会搞团建。变法派的苏舜钦也参照惯例而行，且参加宴会的都是变法派的年轻干将。但他们的政敌却抓住这一惯例大做文章，试图完全将变法派赶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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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一看这就是政敌构陷，因为按照惯例搞团建原本就是很正常的，但张方平这一次却站在反对派一边，他甚至请求诛杀此案中的王益柔。只因为此人太过狂妄，他曾作诗：“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伙人依仗才气而自傲，尤其目无周孔，老成的张方平自然容不得这些狂妄的人，所以不惜站在变法派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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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神宗朝，张方平已经为参知政事，成为宰辅高官，当时他极力反对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张方平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擅长理财的官员，但是二人的经济思想是不一样的。张方平主张节流，但王安石主张开源。所以张方平一直阻碍皇帝任用王安石。但戏剧性的是，张方平因父丧回家丁忧去了，神宗随即就任用王安石大张旗鼓地开展变法。张方平复官之后，就不竭余力地反对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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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有趣的是，张方平与王安石最强硬的反对者司马光关系十分恶劣。因为司马光处事可以说极端迂腐，强调绝对的“正义”。但张方平讲求策略，所以二人经常在政见上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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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四川局势突然紧张起来。蜀地60年前爆发了李顺王小波起义，而蜀人认为六十年一甲子会有大事发生，加上当时传言四川蛮族侬智高将联合南诏发动战争，所以人心惶惶。于是仁宗便任命礼部侍郎张方平入川为官，安抚人心。张方平入蜀后，经过分析，判断侬智高不会攻打四川，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民众。张方平睿智的处理赢得了民众的信任。
稳住局面之后，张方平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为朝廷寻访蜀中名士。有人告诉他，眉山苏洵乃一代大才，但不为世人所知。苏洵也苦于无人举荐，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儿子拜访了张方平。张方平觉得苏洵为人沉静，且做文章的能力极强，他称赞苏洵的文章道：“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于是不久就向朝廷举荐苏洵，但是此次举荐没有得到朝廷答复。张方平又将苏氏父子引荐给朝中大官欧阳修，让他们直接到汴京去拜访欧阳修，并给他们提供盘缠路费。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苏氏父子三人入京见欧阳修。自此，同为唐宋八大家的三人开始为世人所知，张方平无疑就是识得千里马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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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后，张方平和苏轼父子在政治上都不得意。此时张方平已经退隐，而苏轼却在朝上站在变法派的对面，所以仕途一直不得意。苏轼对新法不满，发了很多牢骚，并作了很多诗，如“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就是讥讽朝廷的水利工作。反对派以此为证据禀告皇帝，一心变法的神宗大怒，苏轼便被下狱，在狱中长达4个月之久。这就是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差点要了苏轼的命。当时众人明知这是变法派以苏轼之诗文为借口打击反对派，都不敢为苏轼辩护，所谓“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当时张方平已经退休居家，但依然不顾自身安危跳出来为苏轼辩护。也许是感受到了大儒张方平举动之真挚，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都出面为苏轼求情，所以苏轼得以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