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樊锦诗——回望她陪伴莫高窟的六十年( 三 ) _生活百科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樊锦诗说。
开创与坚守
“君子不器。真正有才能的人，会随情况变化、会透过问题，去发现本质规律，寻找解决办法。樊锦诗对文化遗产的有效管理，对敦煌研究院事业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
从1975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到2015年初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从事管理工作整整40年。
“当‘头头’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管理者，是个人写文章重要，还是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重要？当然是后者。为此，我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人业务。”樊锦诗说。
赵声良说，面对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认为，针对敦煌石窟的具体问题做学术研究，过几年做也可以，交给下一代研究也行。但是莫高窟如果保护不好，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石窟保护是头等大事。
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带队伍的樊锦诗有一个共同评价：了不起。
“樊院长个头不高，但视野非常开阔。也正是常年在敦煌研究院领导岗位上，她对敦煌学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对石窟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敦煌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设计。”荣新江说。
1985年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开展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樊锦诗是申遗负责人。
“开始我也不太懂为啥申遗。填写材料的过程，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遗产可是了不得的事儿！”一方面系统梳理莫高窟的地理位置、历史文献、文物价值、研究成果等，让她进一步看清了莫高窟的价值。另一方面，学习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让她了解了文物保护利用的先进理念。
“樊锦诗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先进做法与莫高窟实际结合，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强的指导。”苏伯民说。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有6项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莫高窟6项标准全都符合，价值特别高。我心想，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让莫高窟的保护管理真正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樊锦诗说。
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就此开始：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敦煌。
樊锦诗对比1978年与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发现有的部分残缺了，有的部分模糊了。“我就想，再往下发展下去，慢慢全部没有了怎么办？照片会变黄、胶片会变质、录像会消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壁画永久保存？”
上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去北京出差，偶然看到有人在电脑上展示图像。“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电脑中就可以永远不变，我脑洞大开。如果为敦煌石窟建立数字档案，文物的历史信息岂不就可以永久保存了吗？”樊锦诗说。
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先自己试了近10年，但不行。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开始与国外专家合作，在洞窟架设轨道正投影移动拍摄，再进行图片拼接。从用柯达胶卷拍照带去美国洗照片，到利用高保真数字相机拍摄，原本笨重的轨道也变得轻便，拍照也实现了手动与自动结合。
“从提出构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数字档案，我们花了20年。”樊锦诗说。
“她始终在关注和运用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来保护莫高窟。在她眼里，只有最好的科技、一流的保护方法才配得上莫高窟。”樊锦诗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撰写者、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