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樊锦诗——回望她陪伴莫高窟的六十年( 五 ) _生活百科

《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则科学评估了莫高窟的价值和现状，确定了原则、目标、措施、程序，对工作形成很强的指导。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甘肃省政府发文公布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至今已完成了95％的工作内容。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项实践工作。樊锦诗在对莫高窟长期的保护管理实践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前瞻性的宝贵看法，形成了依据法律法规进行遗产保护管理的思路。强调保护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可持续性、引进国际合作机制、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等思路，都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赵声良说。
传承与烛照
“千做万做，学做真人。樊锦诗很纯粹，纯粹就是美。她赋予他人一种精神的光照。”
——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
身居大漠，樊锦诗何以有这样的独到眼光和强大气魄？这也许与她的经历有关。
她生于北平（现北京），父亲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她在上海愚园路的公寓里成长，喜欢逛博物馆，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
在北大，她浸润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受教于一流学者。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深深感染着她。“我做事受到这个影响，不是脑袋发热就做，要求实严谨、好好论证。”
到了敦煌，一批批兼具情怀、担当与学识的前辈为她引路。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霍熙亮、孙儒僩、李其琼……樊锦诗逐一罗列了20余位前辈的名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毕业于高等学府的他们，舍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戈壁大漠，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
“没有老先生们的开创，没有他们的长期坚持，就没有敦煌文物事业的不断发展。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樊锦诗说。
敦煌，也让她结交了一大批对文化遗产怀有赤诚热爱的国内外友人。2016年，在与敦煌研究院合作逾25年时，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敦煌特展，同期举办了超过300人的大会。“很多人都冲着樊锦诗来。她到场后，是持续、热烈的掌声，十分轰动。”荣新江回忆。
丈夫彭金章给了樊锦诗倾力支持。两人是北大同学，毕业后樊锦诗远赴敦煌，彭金章则来到武汉大学，参与创办了考古学专业。原定3年后樊锦诗回去，未曾想两人分隔两地达23年之久。期间，彭金章承担了育儿等大部分家庭责任。
1986年，彭金章调往敦煌， “按传统，女的跟男的走，但我选择跟她，又怕什么呢？”樊锦诗则说，像老彭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也难找” 。
从武汉大学到敦煌研究院那年，彭金章49岁。对一个学者来说，那正是学术成果涌现的黄金期。彭金章放下了主业商周考古，从零开始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这成为樊锦诗一个很大的心结。直到2000年后，3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等成果出来，樊锦诗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没有让他在事业上留下空白” 。
也许，正是这些，长久地滋养着樊锦诗。而樊锦诗其人其行，也不断地滋养着他人。
——她既节俭，又大方。
樊锦诗住的是莫高窟旁60平方米的房间，喝酸奶一定要用水涮喝干净，去酒店会把已开封没用完的香皂打包带走。
“她出差时不让人陪同，哪怕一人拿两大箱子书。她去北京就住在景山后街一个半地下室的宾馆，一天152元，喝水要自己拿热水壶接，电视也不知道是哪里淘来的。但房间很干净，也安静。每次吃饭也一定是樊院长买单，她要来发票，再当着大家的面撕掉。”程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