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二 ) 理想主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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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死”活下去》，陈希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
另一则，是陈希米在她的回忆录《让“死”活下去》的开头，记录了2010年最后一天，也是她丈夫生命最后一天的场景：“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在你进了手术室等待做器官移植之后——事实上，已经意味着永远没有了你。我居然还可以跟别人大声说话。你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一天离开；嘎巴死；顺利捐献器官。……我们说过无数次的死，终于来了？我终于走进了你死了的日子？”（《让“死”活下去》p2-3，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爱欲与死亡是思想领域里常谈常鲜、魅力无穷的论题。但是，这一纯粹的沉思，在这几则经验性的引述面前，显得颇不合时宜。无论她们是谁，她们的丈夫又是谁，都不妨碍上述“爱人之死”的场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爱人之死无疑是一个人所有关于爱的经验里，最粗暴最复杂的一种经验，是爱的对象的彻底消失、永无寄托、空留回忆。这种经验的残酷，令哲学的沉思必须暂时退下，以避锋芒，并追问这几段爱人之死的经验到底有何特殊性。
简单来说，特殊性在于，爱对于死表现出了漫长而强大的耐受力，爱承认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为，死亡在这几个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事先张扬的结局，犹如命运已定的古希腊悲剧：徐晓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难病症，陈希米与轮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结婚，萌萌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与爱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与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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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供职出版社做编辑。图为她与丈夫史铁生。
死，并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了无数次反思、无数次对话、无数次预演，生者甚至在爱人死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稍微具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领会，这种解脱感反而是爱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证明，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泪点。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爱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爱情固然悲壮，但“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能不能经历苦难才是爱的试金石。爱的激情，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冲动、浪漫和炽热感，而是承受苦难的不竭力量。
徐晓在丈夫去世后曾写道：“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永远的五月》，见《半生为人》p32）
去体验，是关于爱和死最重要的意见。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进一步追问：萌萌、徐晓、陈希米等人与爱人之间这种爱的力量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里，爱的激情不是电光石火的转瞬即逝，而是情感永无停息的脉冲？
02
爱的沉思
爱的激情仅仅是来自承受苦难吗？那么，如何定义苦难？苦难有的选吗？古往今来，凡间的大多数爱情，从头至尾都没有经历过称得上苦难的痛苦，难道就不是真实的吗？
苦难确实不容易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往往没得选，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过去。王安石写“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就可视为对苦难没得选的感悟。中小资产阶级在太平盛世里的经济压力、虚无孤独、“内卷”感之类并非苦难，只是高级一点的现代性焦虑。苦难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打转转，有些是物质的，比如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许写诗，可不可以公开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