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三 ) 理想主义|爱情

在这样的苦难里，爱情就不可能是风花雪月、锦上添花。首先，它是两个人的共度艰难，不离不弃，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对方牺牲。有人干脆下结论说：“爱在本质上是自我牺牲……爱的行为至少与施爱者的当下利益是冲突的，正因为它是冲突的，人们才认为施爱者做出了牺牲。”（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p42，中信出版社，2011）。第二，如果前一个问题解决了，爱情往往会从两个人的关系升华到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懂得爱的人，在苦难中已经没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爱情，他或者她一定会反思，凭什么我们的爱情要经历这样的苦难？遭受这样的考验？别人是否也一样呢？是否有某种价值、理想、真理，能够避免让人们遭受这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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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为人|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罪与文学》，刘再复、林岗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罪与文学》里因此说道：“爱就是不说‘不’。不作拒绝，这才是爱的真义。不要拒绝不幸者，不要拒绝贫困者，不要拒绝危难中的人，不要拒绝你不相识的人，不要拒绝卑微的人，也不要拒绝你的仇敌；不要拒绝绿叶，不要拒绝小草，不要拒绝无情的木石，也不要拒绝不属于人类的其他生灵。总之，敞开你的胸怀，尽你最大的努力，包容他们，援助他们，爱他们。”（p43）
萌萌去世后，她的丈夫追述了他与她的爱情。“1966年，萌萌17岁”，是这篇回忆录的第一句话。萌萌当时还是武汉一所中学的学生。众所周知，彼时的武汉情况特别复杂，酿出了许多震惊一时的大事。时代的洪流并不仅仅有意识形态，还有左翼的内部争论，有权力斗争，有地域分歧……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对情侣其实都是比较单纯且坚定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因为贴了两张主张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大字报，两人就此被时代挟裹，入狱、被批斗并被“流放”到湖北最艰苦的大山里，同时还“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萌萌集》第一卷，p51）“哥哥遭迫害致死”（《萌萌集》第一卷，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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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集》，萌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11月。
苦难顷刻之间袭来，两人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见面、聊天、恋爱。但在这长达几年的苦难里，两人的爱情和理想主义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坚定。萌萌在大山里坚持像男人一样劳作，还教农妇们唱歌跳舞，甚至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教农民们读马恩著作，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要知道，当时他们都以为会在大山里呆一辈子的。这期间，尤其感人的一幕是，1971年的中秋节，已经一年多没见的他俩在信笺里策划了一次见面，遥远的山路只容许他俩分别凌晨出发，中午在半路上见一面，呆两三个小时就得掉头返回（《萌萌集》第一卷，p82）。他俩被晦暗的未来和残酷的现实所笼罩，却依然以爱情烛照出一些温暖，而支撑爱情的无疑是他们笃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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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理由》，陈嘉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
直到多年后，洪流席卷而过，1979年萌萌考上研究生。80年代之后，这些当年的理想主义者们，大多数逐渐回归现实，用陈嘉映的话说就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我们这一代》，见陈嘉映《价值的理由》p96，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但萌萌依然在理想主义的支持下继续着她的学术与思考。早在80年代她就依托《哈姆雷特》、易卜生的戏剧等关注女性，但与今天时兴的女权主义不同，她更强调与男性各自发挥所长，共同追寻真理；90年代她进入语言哲学，关注汉语学术的表达，在90年代已降学界对西学的反思中，主张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取得学术主体性和思想主体性，以对抗西学的冲击；2000年以后，她进一步以“启示与理性”为路标，展开了一段有别于友人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的旅程……总之，萌萌的革命激情始终没有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