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四 ) 理想主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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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出版人、作家。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为徐晓与丈夫1984年摄于天坛公园。
徐晓夫妇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半生为人》是徐晓的一部私人回忆录，记录了从她在70年代中期到以后的人与事，比如1974年她认识史铁生，当时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我向他传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讲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来说要杀头、要坐牢的话。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的朋友史铁生》，见《半生为人》p169）
这样的氛围，就不难理解徐晓的这部回忆散文里，记录最多的一定是和她同气相求的一批人。其中，有的属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比如从《今天》这份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杂志中走出来的北岛、芒克等；也包括她在北岛的家里认识的后来的丈夫。正是在《今天》杂志的经营与维持中，在聚拢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这批诗人作家中，在丈夫从未隐瞒但她从未介意的病痛中，他与她逐渐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爱情。彼时，他们的居住和收入都很局促，徐晓在书中用一句话形容她的作者们的状态，其实也隐约概括了他俩爱情的理想主义底色：“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今天>与我》，见《半生为人》p156）
在爱情里，什么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呢？或者说，如果爱情有“道”，那“爱情之道”能是什么？他俩1985年结婚，丈夫在1994年去世，是本文所关注的三个爱情文本里谢幕最早的人。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斯人已逝，爱情之道逐渐被抽象出来，犹如水落石出。徐晓说：
“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同一种理想和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见《半生为人》p58）
如此直白、简单，这里透露的“爱情之道”并不是爱情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仅仅是在爱中追随理想、涵养精神。
徐晓是“50后”；萌萌略年长，1949年出生；陈希米比她俩都要小，是“60后”，没有真正经历过萌萌、徐晓那样被时代所裹挟的世事。她八十年代上大学，憧憬未来、拥抱世界，热爱文学与哲学，与同类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属于典型的八十年代青年大学生。八九十年代，网络兴起之前，人们常常通过手写信笺寻找同类，在文字中探知对方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广度，这甚至成为迈入爱情乃至婚姻的前戏。希米与一个人通信十年，第一次见面后，对方说“你就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后来她与这个大她十岁的人结婚了。
一旦进入恒久忍耐的日常婚姻，恐怕大多数夫妇就像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激情被日常生活所压抑，爱情被琐碎的日常所淹没，但希米夫妇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那十年的通信几乎一样，仍然是“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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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情书》（1995）剧照。
《让“死”活下去》里，他俩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甚至关于爱情的“故事”也不多，更多是记录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砥砺精神：你说过一句什么话，我谈过一个怎样的道理；你是怎么评价尼采的，我对卡夫卡有何种看法……诸如此类，好像这不是一段婚姻，而是读书班。而且，他们谈论的话题与人物也悄然变化、日渐深刻，从文学到哲学，从作家到哲人，从名著到前沿。在外界看来，她的丈夫从文学领域逐渐进入思想领域，其作家的身份也被思想家身份所取代。希米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两人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不言而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米对丈夫还存在着一些“崇拜”，但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欣赏，因为她的丈夫在思想上的确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