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伟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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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陶(图源:王涛:陶器民族考古的最新力作——读《怒族、彝族、藏族手工制陶研究》)
陶器和其残片是考古发掘中最丰富的遗物 , 陶器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 史前陶器研究大致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类型学研究 , 考古所见遗物中 , 陶器随时间变化最快、又最具地域特征 , 是命名考古学文化、建立其时空框架、讨论其传承演变和交流的最重要依据 。 二是陶器本身的研究 , 包括其制作技术和功能 , 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等 , 其目的既包括追寻技术的发展 , 更要“透物见人” , 探讨陶器反映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程度等信息 。
当然 , 这两大方面研究有交叉部分 。 例如 , 本期王小娟关于晋南龙山时代陶器制作技术的文章中 , 提出北区临汾盆地始终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技术为主 , 也使用模制技术 , 轮制技术没有得到普遍应用;南区垣曲盆地则轮制技术占据主导地位 。 可见陶器制作技术也是文化类型划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 。 但史前陶器研究主要还是指上述第二方面 。 在此 , 结合本期发表的几篇文章 , 浅谈几点对提高中国史前陶器专业化生产研究的思考 。
据考斯汀的总结 , 生产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生产者、原料、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产品、分配关系和消费者等要素 , 依据考古资料对专业化的认定可以从这些要素入手 , 对陶器专业化生产的认定也不例外 。
生产技术过程复原是最基础的研究 。 只有明了技术细节 , 才能对生产分工、劳动力消耗、生产者技能水平等做出推测 。 对技术差异的研究不仅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生产单位的产品 , 甚至可以区分不同工匠作品 。
王小娟对晋南龙山时代制陶技术的分析中 , 成型方法的描述占有很大比重 。 其中涉及的模制法、慢轮修整法、快轮拉坯成型法等都是经过长期讨论的问题 , 不同时代的学者通过标本观察、民族学调查和实验考古等方法 , 对各种成型技术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 付永旭近年依据民族学调查对“轮制法”的研究中 , 区分出“经典轮制法”“泥条拉坯轮制法”和“分段轮制法” , 细化了我们对“轮制法”笼统的理解 。 他提出的六个判断轮制法的“指纹性特征”也可靠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本期邓玲玲等对轮动装置与陶轮的研究 , 以放眼世界的开阔视角 , 综合近东、伊朗、印度、中国等地资料 , 对陶轮技术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清晰梳理 , 更丰富了对轮制工具和使用方法的认识 。
但即使是上述细致研究 , 也还是停留在制作工艺层面 。 对于不同的成型方法 , 都有待于开展更加高分辨率的研究 。 对于泥条盘筑标本 , 可以观察和测量泥条的粗细及盘绕的角度、刮抹整形的手法;对于轮制法标本 , 也可以详细观察和测量不同陶工作品的规范程度和个性特征 。 对生产技术和标准化程度展开这样的高分辨率研究 , 才有可能建立判断考古发掘获得陶器技术水平的标准、发现识别工匠群体甚至个体的指纹性标准 。
对产品本身标准化程度研究也是确定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 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一般会达到较高的标准化程度 。 戴向明对晋南地区陶器标准化程度加强与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关系做过系统讨论 , 成为依据考古遗物讨论陶器标准化的重要参考 。 本期付永旭则依据对民族学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 , 提出陶器生产的变异系数在2.79%~7.31%之间时 , 就达到了核心作坊制陶的专业化生产阶段 , 为依据考古资料判断陶器专业化生产提供了重要参考 。 但如同此前他对轮制法的研究一样 , 未及进一步观察制陶工匠的个人特征 。 在以生产规格相同的商品为目标的情况下 , 不同的工匠会留下什么样的指纹性特征 , 为我们识别工匠和作坊提供线索?这需要更精细的观察和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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