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新文科建设的南山愿景( 二 ) 文化|教育|文科|六艺|孔子|中国

知道了这一南山，我们再来看看现代中国教育走过的路程。我讲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是1912年，民国初年。那年，我们浙江人蔡元培先生出任教育部部长，他请了自己的老乡和晚辈，也就是马一浮先生做他的秘书长。马先生和蔡先生共事三个月，就辞职回杭州，从此隐居，再也不参与到现代教育的体制中了。蔡先生后来做北大校长，请马先生，马先生谢绝了；竺可桢校长请他到浙江大学，马先生也谢绝了，抗战中在浙大作了讲学，那是因为流亡，以此有个照应。马先生为什么要自外于现代教育体制呢？教育部的秘书长也不要做呢？因为马先生跟蔡先生在教育理念上不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马先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没有世界眼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是有全面的西方知识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出任秘书长之前，他已经作为清政府的官员在美国工作过一年，对西方的学问也有非常系统的认识与理解。马先生给蔡先生提出的建议是，希望能够在新式教育当中依然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同时涵融西方文明。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教育“打倒孔家店”成为首要任务。
第二个节点是1952年。 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这次的高教部部长也是浙江人，马叙能先生。这次改革是全盘苏联化，基本操作方式是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工具化。其实，我们的教育，民国的教育也好，新中国以后的教育也好，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培养人，但是我们的具体操作却陷入了西方现代化的工具理性主义，以此切断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嫁接西方的模式。只是，在西方的教育中，他们自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融入到了工具理性当中，但是这样的价值理念对我们来讲是陌生的，表面上我们似乎也在引入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模仿了他们的工具理性的东西。
简单来讲，这一百多年来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局部反映。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没有差别的过程，它是以西方为高点向全球蔓延的过程。今天，当我们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遗憾，并不是要以我们现在的后见之明去否定蔡元培先生或者1952年的调整，它们都是历史过程中的问题，但是要从这样的历史中看到曾经发生的失误，在今天新的时代要有充分的反省和吸取。
事实上，在全球化，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开启的历史过程中，作为源头的西方同样在对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作出反省和批判。我这里只举刚刚发生的一个例子。在2021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请了常青藤大学之一的原布朗大学校长Ruth Simmons做嘉宾致辞。她是美国著名的妇女黑人教育家，她在致辞中强烈呼吁，哈佛的学生作为最精英的一批人，应当关注西方社会所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这里的公平正义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她讲得非常具体，我这里引她一段话，她讲：“与金融和科技发明者等成功职业相比，教师这一职业在智力上看上去没有价值和魅力，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K12教师的准备和课程内容的关注以及投资仍然是大学和普通公民为社会公正作出贡献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孩子们的未来未雨绸缪。 ”我们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席卷过程中，它的核心思想观念是自由；在经过历史的展开后，西方意识到在自由之外还有别的重要理念，公正成为与自由相提并重的理念。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经历了反思的过程，去殖民化、回归自己民族本位的过程。稍微年长一点的同志都记得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上一句很有名的话：“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大概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民族自身的一种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