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明代两个家庭争女，关键证词竟来自一个死人，真相如何？( 二 ) 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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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外接踵而至。衙司在访查杨全其人的过程中又有惊人发现：杨全早前犯过别的轻罪，在取保假释期间擅自脱离监管，逃亡至此地，并且，现已找不到此人。杨妻李氏称：“杨全已经病故，快一个月了。他是在召保（取保）在外期间病故的。”李氏强调杨全有正当的“取保”在外资格。不过，关于杨全三年前与赵实做的那笔“义女”买卖，李氏似乎所知无多，并未提供证词。由于杨全有前科，衙司很可能对其交易相对方——赵实的人品连带产生怀疑，判断的天平不知不觉地倒向了高洁，认为赵实三年前明知杨全诱骗高家侍女冬儿而予以收买。后来，当地衙司不知是犯了工作混乱无序的毛病，抑或是以主观倾向为导向、人为采取了某些旨在完善（或可称为‘炮制’）案卷的“特殊”措施，本案提供口供的送审涉案人名单中赫然出现亡人【杨全】的大名！大抵也是迫于上述情况，赵实改口承认高洁的说法属实，供称海棠本名“冬儿”，系杨全三年以前从高洁家诱骗过来、转卖给他的，还说杨全病故“数日”。冬儿（海棠）等人不得不附议。于是，衙司判定高洁仅负有出口伤人之过错，杖责10下；对赵实依“诬告反坐”之罚则，按照“冒认良人为儿孙”情形从轻判处杖责90并处罚金。案卷一路上呈至大理寺复审。可是大理寺卿王槩的那一关并不好过。王槩指出广东方面提交的资料有严重漏洞，下文笔者结合个人观点予以阐述：第一、用死者杨全的名义补充重要口供，这首先就是最大的问题。而且，比起无心之失，此举属故意为之、企图“制造”证据的可能性明显更高。地方有关衙司好像不了解王槩的工作风格，以为他也不过是走个过场，容易糊弄。但他们想错了。王槩想必会暗骂：“真是侮辱我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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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洁、赵实两家乡里乡亲的，同住在一个小地方，距离近到高洁偶然逛个街都能遇到冬儿（海棠）。而冬儿（海棠）在赵实家生活三年，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由此可推导出以下2小点问题：1.高家人和冬儿（海棠）三年间在同一片区出入，逛同一个街市，说不清有多少次相遇，高家人是一次也没有碰见过她？还是一次都没有认出过她？即使没有，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应该都获悉高家走失了“侍女冬儿”，其中不少人理应了解她的年貌特征。难道他们也一次都没有见过冬儿、以至于无人给高家传过一句消息？唯独高洁那一趟把冬儿给找到了，这里的偶然性貌似也太高了。反之，依赵实的说法，“海棠”走失十余天、在高家初期缺乏行动自由，因而赵实家人及其他认识她的人得不到她的音讯，倒是比较合理。2.赵实家没有限制“海棠”的行动自由，表明他们并不惧怕高家人找到“海棠”。这是为什么？最大可能是在他们的认知中，“海棠”与高家毫无瓜葛，“赵实三年前明知杨全诱骗高家侍女冬儿而予以收买”的推测不能成立。第三、为什么不向高洁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查证冬儿（海棠）的身份？按照高洁的说法，在三年前冬儿被杨全“诱骗”、转卖之前，冬儿是高家的人。一个大活人在高家生活过那么多年，总会留下一些痕迹，总有高家的关联人士对她存有印象，怎么一个都不出来辨认、作证？对此，高洁给出的解释貌似是：“冬儿被杨全骗走的时候，年纪还小。相隔三年，女大十八变，相貌大改，亲戚朋友都认不出她了。”——那么，你高洁怎么就凭街市上的惊鸿一瞥认定那个少女是“冬儿”呢？当地衙司没有追问这个问题，直接采信高洁的说辞，免去向高家亲友查证的环节，未免有些儿戏。第四、关于杨全的去世日期，杨全之妻李氏与赵实的说法相去甚远。李氏称杨全已去世快一个月，赵实的口供却称杨全病故“数日”。虽然不能排除赵实记忆错误/口误或信息滞后、记录者笔误等技术性失误，但更加不容忽视的一个规律是，这种供词相互矛盾的现象，在衙司采用不恰当“特殊”手段补充证据的案件中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