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冲称象|从“曹冲称象”到《大象的退却》：中国古代存在“自然观”吗 |杂宝藏经|符子|曹冲称象|大象

2021年云南的大象走红网络，中国的大象为亚洲象，当代中国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等少部分地区，尤其是西双版纳和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而历史上的大象却不是如此。
一、历史上的大象：从曹冲称象说起
曹冲称象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明载于《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清人梁章钜在其《三国志旁证》中将中国古代学者对此事的看法进行了汇总。 1930年，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刊发了《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后来收录于《寒柳堂集》[1]中，该文先列举了《三国志旁证》中诸人的看法：宋人叶适信在《水心记言》中认为“并舟称象，为世开智物理，盖天禀也”；何焯指出东吴进献大象在建安十三年，曹冲早已去世，认为故事是假的，而怀疑算术中或本有此法；邵晋涵转引《符子》为证，认为称象一事来自燕昭王令水官称大豕。陈认为以上观点“皆未得其出处” ，指出北魏吉迦夜共昙所译佛经《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中有以船称象的故事，虽然成书于西晋的《杂宝藏经》晚于《三国志》成书时间，但陈寅恪认为可能译书很早，故事在民间早已流传，进入中土之后附会给了曹冲，而“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献兽事混为一谈，以文试之，此比较民俗文学之通例也” 。季羡林在《印度文学在中国》[2]中也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来自《杂宝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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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冲称象》蜡像
对于这一论点，近年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彭华[3]认为虽然陈寅恪的比较方法十分值得学习借鉴，但如果一味进行比较，而忽略本国文献的沿袭也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反驳陈寅恪的理由主要是：（1）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三国时期吴国境内存有大象，完全有可能进献给魏国；（2）称象故事的确算术中本有此法，《符子》引文明见于《初学记》和《太平御览》，从科学角度而言《考工记·轮人》中已有类似的解法，从文献角度而言《符子》作者为东晋人，比西晋时期《杂宝藏经》更早，可见战国时期燕国确有其事，应为母本来源。然而这里的第一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其所引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不能以陈寅恪所未见的材料对其进行苛责，而科学技术在历史、考古中的应用，尤其是孢粉分析、动物考古的进展也是之后的事情了。更何况，陈寅恪并没有否认吴国有大象。
改革开放之后，文焕然等人《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4]首次对中国大象的分布进行了探讨，将大象的分布分为三个阶段，之后《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5]对前文进行了细化和修正，将大象分布分为八个阶段。这里只简单介绍三阶段让大家有一大致了解：（1）距今六七千年前—距今二千年前，以河南殷墟一带为北界；（2）距今二千年前—公元1050年左右，以秦岭-淮河为北界；（3）公元1050年左右—19世纪30年代，由于秦岭-淮河以南野象趋于灭绝，两宋时期岭南仍多热带森林，野象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具体各地区情况各不相同，但最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地区野象彻底灭绝；（4）秦汉时期至今云南地区一直有大象的记载。
此后关于历史上大象和环境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近年来赵志强[6]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对秦汉以来中国大象的分布进行了重新梳理，主要通过史料详细论证了秦岭-淮河为北界的可靠性，自秦汉时期到北宋时期，大象主要分布在岭南以南以及云南西南部。 “明代的野象分布主要集中于今广西南部沿海、广东雷州半岛以及云南，区域较前已大大缩小。到了清代，野象分布的区域以及数量进一步萎缩了，除云南外，只广西廉州偶尔有，雷州半岛已不见有野象的记载。到了近代，除云南外，其余地区的野生亚洲象全部消失了。 ”其原因在于，虽然岭南地区自1050年开始遭遇各种寒冷天气，但古代人口仍较少，即便当年冬季象群死去，仍会有其他地方的大象进行补充，然而自宋朝南迁以来，南方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人与象的冲突不断加剧，到明朝进一步移民开垦，除了猎象，还将大量的热带雨林化为农田，大象栖息地被破坏，活动区域就进一步被压缩。这方面，可以从象患的例子进行说明，所谓象患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大象给人类生活造成了隐患，在古代和虎患等被归为一类，因而对古代象患的考察也能对大象的分布进行研究，现有研究[7]表明两宋时期岭南象患记载最多，之后逐渐减少，明代虽然成立驯象卫但关于岭南地区象患的记载已经属于极少的个案了。所以到了《三国演义》成书的明代，除了两广极少部分地区，只有云南地区能看见大象了，因而对孟获及其象兵的描写，也基本是参考的云南象兵，因为云南地区受傣族文化影响很深，有乘象作战的传统。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所谓的南蛮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词汇，最早是形容楚国，到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仍有“控蛮荆而引瓯越”之语，而今天的荆楚大地却再也看不见野象的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