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信”史|学人剪影| 周作人( 二 ) 周作人

《鲁迅旧诗新诠》1947年出版，一直举着茅盾的“旗帜”招摇过市，在大众口袋里赚口碑和银两。茅盾本人竟然对“冒名”的事情知之甚少，直到王德厚写信给他。出于对茅盾的崇敬和爱护，王德厚又将这本书寄给了茅盾仔细研读。1977年7月11日，茅盾读过之后，愤怒地写了第二封信给王德厚，虽然茅盾不能完全确定司空无忌是谁，但他认为“这是个狂人，写这本书《新诠》就是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由此可见，茅盾实在忍无可忍了。
“或许茅盾认为，文怀沙年轻时就急于出名，又不愿意辛辛苦苦写文章，踏踏实实做事。他发现，‘傍名人’是出名的终南捷径，跟名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慢慢地自己也仿佛成了名人。”北塔推测。有趣的是，如今，这本《鲁迅旧诗新诠》还被有些人称为“鲁迅旧体诗研究的开山之作”，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的售价高达500元。
茅盾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或受到鲁迅推动
鲁迅与茅盾同为现代文学巨人，甚至一度有双峰并峙之势。这也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为外人感兴趣的问题。从茅盾的书信中，对两人的交往可有一个基本判断。
茅盾晚年跟鲁迅在上海做了邻居，鲁迅去世之后，茅盾拖着病体，从乌镇匆匆赶回上海，亲力亲为地跟许广平等一起料理鲁迅的各项后事。这段在茅盾的回忆录里只是一笔带过，但在他1936年11月7日致许广平的信和1936年11月23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却交代了茅盾参办鲁迅后事的三件要事。
他先是代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拟了三份公告并联系报刊发布，尔后就设立“纪念文学奖金”一事，茅盾拟就启事，让纪念会正式委员分发，还请许广平过目审定，亲自联系印刷(分别用油印和铅印)。除了呼吁社会各界向鲁迅纪念基金捐款，他自己也于1936年11月21日，向鲁迅纪念基金捐了100大洋。若无这两封书信，我们是极难看到这一段历史的。
躬亲料理鲁迅身后事，足见二人情谊之深厚；茅盾也经由与周作人的通信谈及鲁迅的文学观念，二人的通信极为频繁，只是“讨论的基本都是学术问题，普通读者很难读懂，阐释空间也很大。”北塔解释。
但可以确切地得出结论，茅盾一直奉鲁迅的思想为圭臬。最明显的是在自己主持的文学出版事业中，对鲁迅进行了积极的呼应。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界，对“弱小民族文学”予以极高评价。依照鲁迅在1909年版《略例》中的说法，“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在世界文学或者欧洲文学格局中，鲁迅最初偏向的是北欧文学，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北欧文学在当时最为兴盛。而北欧这些国家恰恰都是小国，甚至弱国。潜台词便是：文学之是否发达与国力之是否强盛未必成正比，弱国可以是文学强国。
这一见解得到了茅盾的认同。在加入《新青年》后，茅盾将翻译对象逐渐集中于俄苏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有学者进行专门统计，在茅盾主持革新后，1920年-1921年(其后由郑振铎接任)，《小说月报》翻译总量中，弱小民族文学85篇，俄罗斯文学75篇，其他国家文学明显较少，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美国文学均不足10篇。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茅盾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或许也直接受到了鲁迅的推动。
茅盾在1921年8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中说，“鲁迅先生说‘象文学史上的一页，未必有益于国人’，真痛快，彻底讲来，自是小说有影响于人心，文学史仅仅为研究者参考。”这里所谓的“文学史上的一页”，并非指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个位置，而是指文学史写作本身。鲁迅认为，文学史编写工作没有多大意义。相比较而言，有益于国人的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创作远胜于拼拼凑凑的文学史写作，影响力也远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