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信”史|学人剪影| 周作人( 三 ) 周作人

在此之前，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的创作在社会上已产生较大影响，而茅盾依然以评论家的形象置身文坛。鲁迅的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说到他心里去了，于是茅盾才情不自禁地高呼“真痛快”。也许那时他已经开始动了心思，要调整自己的文学定位——不仅是评论家，更应该是创作家。
1926年，茅盾开始动笔写小说，自此一发不可收，才有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巨作《子夜》等，而追溯其创作小说的初始动机，或者也包含鲁迅这句话的推动。
勤恳官员：茅盾的另一面
除作交游之用，尺牍还有一项现实功能，那就是文牍。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茅盾作为文人作家的一面，在其文学作品中能够淋漓尽致地得以呈现，但茅盾作为政府官员的一面，就要从书信中一探究竟了。
1954年，尼赫鲁一行访华。10月20日上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接到通知，尼赫鲁将于23日下午同郭沫若及茅盾谈科学、文化方面的合作事宜。当天下午，他就写信给周恩来谈引进印度电影的事宜，请示说：
印度影片颇有进步好片，我国亦未映过……如果交换影片成为事实，对于我方影片在印度扩展放映圈一事，当可有所裨益……
周恩来在茅盾的信上直接批复：
沈部长，欢迎印度艺术团明年来华并交换或互购两国影片。
周恩来
十、廿一
可以说，茅盾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印双方的首肯。次年，电影交流就达到高潮，而且远远超过了互换电影的范畴，开始互派电影代表团、互办电影周。茅盾后来从未提起这件事，在研究界也几乎无人提起茅盾在这件事上所作的一些贡献。
此外，茅盾还曾投书给巴金谈如何接待波兰作家协会的一把手来访事宜。通过一封封书信，“积极担当，认真负责，勤恳细致，亲力亲为——作家之外的官员形象便跃然纸上。”北塔说。
书信，是一面镜子，透过书信，我们触碰到了更真实的茅盾。
既如警察探案，又似学者考古
——北塔谈如何从书信中认识茅盾
□ 本报采访人员李梦馨朱子钰
以书信切入来研究作家，北塔有这样的“执念”：作为史料，书信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信”，所谓“信”者“信言”也，“信”者“信史”也。
中国最早的现代作家书信合集应当是出版于1936年由孔另境编写的《现代作家书简》，鲁迅曾为此书作序，序言中他对书信提出了较为辩证和公允的评判：“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由此可见，相较于其他文体，书信是比较具有可信度的。
【茅盾“信”史|学人剪影| 周作人】然而，书信虽可信，却不意味着能无条件全信。首先，证实与证伪就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面对浩如烟海的信件，北塔坦言，自己要像警察探案一般，从里到外，搜罗尽可能多的蛛丝马迹，整理诸多证人证物证词。一条孤证，不足以轻易定论，要等到掌握了足够多的可靠证据，才能真正拍板。“由于缺乏铁证，暂时实在办不成的，我会老老实实地承认并存疑，以待将来有更多有效证据浮出水面。”北塔说。
从事这项研究，不但要成为“警察”，还要成为考古学者。那些年代久远、数十年无人问津的信件，与深藏于地下的文物别无二致，“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考古挖掘。”北塔说，这便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比方说“发掘”某个词，就是使它在茅盾书信中或者在茅盾的词汇表、观念库中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位置和意义得以“重见天日”。赵朴初曾致信茅盾，信的开头有一句话“承拨冗为鉴真和上像‘探亲’撰诗，至为感佩”，称鉴真为“和上”，而非“和尚”，这是为什么？北塔注意到这一点后，就翻阅了众多佛学典籍和翻译的外文文献，先后排除了个人特殊称谓、日本发明词汇等种种猜测，最终在《慧苑音义》《百一羯磨》等佛经典籍中找寻到了“和上”一词的本义是“亲教师”，并厘清了“和上”与“和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