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三星堆考古札记?丨溯源·探访鱼凫村遗址( 二 ) 孙远明|吴佳|德尔塔|长图|指南

二是，填补了四川早期文明发展序列的重要缺环。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即为学术界认同的“鱼凫村文化”，年代在距今4000—3700年间，是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遗址第一期属宝墩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是一支独特的考古学文化。
按考古学研究方法，从考古发现遗迹和出土文物中，分析总结出鱼凫村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聚落形态。房址，有木（竹）骨泥墙地面式建筑，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灰坑（或窖穴），平面形状多样，出土文物丰富，少量可能有窖穴的功能。2.墓葬，均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无棺椁，一般为东北－西南向，多数没有随葬品，部分儿童墓保存较差。部分墓葬排列有序，似经有意规划而成。3.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多为经磨制的斧、锛、凿等小型工具。另有少量陶质纺轮。4.生活用具为陶器。造型风格有平底、小平底和圈足，曲沿器、窄沿器和敛口器为重要特征。夹砂陶多于泥质陶，慢轮制陶，纹饰有绳纹、戳印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凹弦纹、划纹、瓦棱纹、新月纹、圆圈纹、叶脉纹、横人字纹等。出土陶质生活用具的常见组合是：曲沿罐、敛口罐、敛口瓮、窄沿罐、钵、杯、缸、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圈足器、小平底罐、器盖和高柄豆等。上述内容基本构成了鱼凫村文化的总体特征，并可以此作为识别和界定鱼凫村文化与四川盆地其他先秦考古学文化的依据。
上段文字，摘自十年前的2011年，我在《华夏考古》第1期《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相关内容，并写下：虽然它延续的时间不一定太长，目前来看分布的范围也不是很广，但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四川盆地相当兴盛的新石器宝墩文化，下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该文化的主要载体鱼凫村遗址从宝墩文化一肇始就与当时最大的宝墩古城同时存在于成都平原上，并自始至终随着其他古城的盛衰，而且还在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末期成为了成都平原屈指可数的中心之一。
同时，在论文摘要里说：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以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一支考古学遗存，进行辨析与研究，认为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所处文明发展阶段，应该从宝墩文化中单列出来，并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建议将这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地区、距今4000—3700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鱼凫村文化”。相信这一判断，对深入研究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是有所裨益的。
常言“孤证不立”。据统计，和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内涵十分接近的，在成都平原除先后发现有鱼凫村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以外，还有33处遗址（地点）或者属于这一时期、或者发现有这组器物的原生地层或遗迹单位、或者在晚期地层中有这组陶器的出现，同时，在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中游地区也开始有所发现，表明已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研究馆员在《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撰文《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写道：
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