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何瞻谈中国古代游记文学( 三 ) 古代|游记|散文|中国|六朝|旅行

何瞻：依我看来，查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便捷方式是将其分为两大类：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作品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文体和内容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律诗句子字数整齐划一，每句或五言，或七言，分别称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等等。押韵严格的律诗通常押平声韵，而且必须按韵书中的字押韵。非正式的文学作品，如笔记、晚明的小品文和游记，基本上没有这种严格的规定。除了达到这个体裁最基本的要求（叙述前往真实地方的旅行，描述一个特殊位置和相应的作者回应），游记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写作形式。作者享有的高度灵活性，体现在他们如何书写旅行经验，尤其是用哪种语言来描述旅行，讲述见闻，并表达它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像元结一样的作者会选择高度文学化的风格，而另外一些，比如陆游，就更喜爱报道式的语言。还有其他以宋濂为代表的作家，在游记中混入历史和地理参考信息，用来确认或否认史迹（如钟山）的传统叙述。一些像王士性和徐霞客那样的旅行作家，甚至改进了这个体裁，使它成为一个全新的游记形式：“科学考察”游记。在中国的传统时代，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散文体裁，能为作者的个人需求和文学需求提供更高的自主性。恰恰是这种自由赋予了中国旅行文学充满活力的品质。
您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种方法将游记文学分成两类，前一类似乎受到“山水比德”传统的影响，您认为后一类的目的是通过“格物”完善自我修养，产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何瞻：中国传统游记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两个作家会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观察外部世界，所以在如何体验和描述山水古迹等景象时，中国作家也确实有巨大差异。出于这样的原因，游记作者对个人经验的重述具有极高的多样性。像柳宗元和张岱一样的作家，遵循了一种被晚清民国学者王国维称作“以我观物”的实践。其他作者像范成大和徐霞客，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呼应了北宋哲学家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 。这两种偏好的主要区别是，在前一类中，作者用游览经验和山水观察来表达个人内心的忧虑或矛盾（柳宗元），或仅仅是通过简短的自我画像来自我解嘲（张岱）。第二个路径在南宋江河日记、明代学术评论类和科学调查类游记中十分显著，它较少强调“自我”的角色，转而描述、分析和证实个人在旅程中的观察。对第二种方法的偏好，特别是从南宋到明清，反映了这种理念：通过观察、记录和最终的“格物” ，作者进行实证性地追问，这是完善自我修养，建立自我身份过程的一部分。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没有看到“以我观物”发展或变成“以物观物”的过程。相反，这只是个人偏好的情况。游记的非正式性质允许这样的选择。至于“以物观物” ，范成大和徐霞客等一些作家更感兴趣的是描述他们的旅行经历，而不是通过他们自己描述自然世界。
您书中讨论的游记作品到晚明为止，不过，您也提到，晚清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创作了游历国外的“现代游记” ，这些现代游记与传统游记的不同在哪里，您能谈谈吗？
何瞻：拙著讨论中国古代游记发展史到晚明为止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在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不喜欢出版超过三百多页的书籍，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十七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这是把“传统游记”和新的“现代游记”联结起来的关键时期。这里的“传统游记”尤其指学术评论类作品，早期由宋濂、钱谦益实践，后来被很多清早期学者继承，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和朱彝尊；“现代游记”指的是晚清主要知识分子的创作，如王韬、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康、梁和其他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早期作家创作的游记，其特殊之处在于主题和内容。晚清作家开始书写前往外国的旅行，叙述那些本质上他们和读者都不甚了解的地方。比如，梁启超的行程遍布日本、澳大利亚、夏威夷群岛、加拿大和美国。 1903年在美国为期五个月的旅行还包括了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金融家摩根的会面。梁启超和他同时代的人创作的游记，不仅描述了陌生的异域和人群，还囊括了一系列的评论，讲述他们在国外的观察如何与彼时国内混乱的政局有关。当时，日益腐朽的满清政府已无力抵抗英美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对领土的军事入侵和对主权的系统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