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文化迁流中的“中国本位文化”意识——读陈寅恪先生 |中体|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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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而论，我们隔了好几层，所以不敢妄发议论。今天应会议的安排在这里略陈一己之见，只能是把陈先生当成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中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象，选取他的三段话，就我的认知所及，说一点个人的理解。
一
第一段话，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
这段话分三层表述，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不古不今对应的是咸丰同治，湘乡南皮对应的也是咸丰同治。与历史中国的古老相比，其心目中的咸丰同治已是不古。这种不古反映的是西人东来，而后中西交冲所催发的世变。以历史时序而论，西人以武力作前导的苦相逼扼此前二十年就已经开始。但作为对比，是发生于道光一朝的鸦片战争兵火沿及江浙闽粤，而当时仅以海疆骚动视之。战争起于地方，也止于地方，并因其与中原和内地空间上的相隔遥远，对当日士大夫群体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所以后来的二十年里，中国远看西方世界仍然一派懵懂而未知回应。至咸丰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先起于广东，又在七年之后打到北京，进入了王朝的中心和重心，并烧掉了圆明园。在这个过程中仓惶出逃的咸丰皇帝第二年死于热河。由此造成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动。当时人说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说是“相对一哭” ， “为之大哭” 。而后是冲击和震动之下的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原来不在视野之内的西方人，对于身当其冲的那一代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深重的痛楚和茫然。曾国藩谓之“不知所以为计” ，王先谦说是“智勇俱困之秋” ，陈述的都是以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作比照，则西方人带来的已既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陌生世界，又是一个中国人摆脱不了的世界。再败于泰西说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所以回应西人的冲击只能借法自强，即借用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这个过程以造船造炮为起点，牵连而及，新的经济关系，新的技术，新的观念，新的文化沿借法之途由外而入，遂使旧日的中国随之而变。咸丰同治因此而与康雍乾嘉道判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化的实际开端是由咸丰同治之际为起点的。主导了这种变化的中国人都长怀一腔无可奈何的意不能平，以沈葆桢创办福州船政局之日自谓“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为实例，正说明这代人的心中之所愿，是取彼之长，以新卫旧，是中体西用。而两千年历史之古，遂不得不因之而变为“不古” 。
以咸丰同治为“不古” ，则“不今”应是咸丰同治以后到二十世纪前期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十九世纪后期因甲午战争而促成的戊戌变法，以及二十世纪初年因庚子辛丑之变而促成的清末最后十年新政。在咸丰同治以来的三十年取新卫旧之后，这一段后起的历史已经把古今中西之争的重心移到了除旧布新一面。戊戌年间康梁力倡大变、速变、全变，以此效西法，其要旨已是在变中国的本身，变中国的内里，因果相及，便是中西之间不复再能以体用分界。以心中之意态论三十年之间的变迁，显然是前代人的万不得已，这个时候变已成了对西方世界文物制度的仰慕。至庚子辛丑之后，仰慕又变为崇拜，梁启超说其时的中国无人敢为守旧之言，与之对应，则是当时人眼中常见的“奉西人为帝天，视西籍为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