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这深情常在心中流动( 二 ) 资料|金庸|香港|巴金|情感|潘耀

潘耀明：是的，这些手稿和书信很多都未曾公开过，其中蕴含着大家不知道的故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这些名家。
书信作为朋友之间的交流往往是敞开的，手写的书信作为历史资料也非常有价值。而且这些书信手稿也能看出作者的文学创作理念，他对人对事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包括作家生活中的情感故事等。
1985年3月，我为美洲《华侨日报》主编“读书周刊” ，曾向巴金先生征稿。他在回信中提到，《随想录》都是他一笔一笔地写出来，不少篇章都是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艰难运笔。 1981年，巴金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上海《收获》杂志和香港《大公报》同时刊登。但他发现《大公报》那个版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很生气，写了文章《鹰的歌》细述这一事件。后来出香港版的《随想录》时，巴金要求其中对《鹰的歌》一文只保留目录、不出正文，以示抗议，这就是当时“存目无文”的原因。
书里也首次公开了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大纲。沈从文自1949年后就到故宫博物院做讲解员，开始研究古代的文物，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在历史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这份大纲一共有51条目，每一个条目都注明了出处，包括从哪里搜集资料、照片，巨细无遗，可见这本书凝聚了他半生心血，大纲中就可看到他渊博的文物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
我不是金庸的“代言人”
羊城晚报：您和金庸先生非常熟悉，外界甚至将您看作他的“代言人” 。
潘耀明：提起我与金庸的关系，不知应从何说起。近年来，凡是发生关于金庸的大小新闻，甚至包括红白二事的传言，我都会接到海内外媒体的电话，不下数十起，都要我发表意见，有的还会冠我以“金庸的代言人”等头衔。
对此要再次申明，我不是“金庸的秘书” ，更不是“金庸的代言人” 。金庸是我的前辈，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仰之弥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从中学就开始看金庸的书。在社交圈里，他是大名人，我们一开始并不熟，只是点头之交。后来金庸让我去《明报》上班，慢慢地关系越来越密切，除了工作，我们私下也有很多交往。
金庸在工作中对文字一丝不苟，但他的口音较难懂，所以《明报》就采用“字条管理” 。他的字条都是浅白易懂、言简意赅的。他还定下评核一篇副刊文章好坏的标准——“短、趣、近、快、图” ，这“五字真言”现在依旧适用。
生活中的金庸颇有大侠风范，性情非常平和，你去看他，不管什么时候，就算你是下属，他也肯定会站起来，很有长者风范。金庸也有一大遗憾。晚年他想写历史小说，可惜因为生病住院，出院后尽管手头有很多资料，也没有精力去写了，晚年的愿望也没有达成。
那一代作家的风采现在少见了
羊城晚报：1981年4月6日，您到钱锺书先生家中访问了他，这真的是他公开接受的唯一专访吗？
潘耀明：我是在翻译家冯亦代的介绍下认识钱锺书先生的。 1981年春，我们一起去钱先生寓所拜访，一共聊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公开录音了。钱先生本不喜受访，那天却接受了我公开的专访，而且他自己也说过，接受系统公开的访问就我这一次。不过我想，其他聊天式的采访肯定也有吧。
那次主要是围绕他的作品展开来谈，也谈了他继续写作《管锥编》的计划。当时钱先生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但是谈话氛围很好，他非常幽默，谈话间比喻特别多，很生动。他有时也很尖锐，比如说自己不愿意写回忆录，因为这就好比一条狗拉了屎还要回头去闻一闻，写的事情有没有凭证，只有作者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