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刊|尺牍传情：巴金和他的朋友们( 二 ) 绛县|山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郑振铎与巴金的“争吵”
事涉多位文化名人
巴金将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尊为介绍自己进入文艺界的前辈和挚友。“巴金与郑振铎真正的交往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见面应该是由郑振铎在复旦大学的学生靳以介绍的，因为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周立民介绍，当然，再好的朋友都难免有分歧，巴金也曾在《怀念振铎》一文中提及：“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
巴金与郑振铎的“争吵”是因编辑《文学季刊》的不同观点而产生。1934年3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铎兄辞《季刊》编辑。”3月25日，朱自清又写道“下午振铎兄见告，靳以、巴金擅于《季刊》再版时抽去季羡林文；又不收李长之稿，巴金曾讽彼为‘即成式批评家’，见《季刊》中；李匿名于《晨报》骂之云。”
“季羡林文”是季羡林对丁玲小说集《夜会》的书评。巴金从茅盾处获知鲁迅对此文有意见后，于刊物再版时抽去了此文。周立民说，巴金此举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在文学道路上刚刚起步、自尊心强的季羡林。季羡林甚至在日记中直言：“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
此外，巴金与郑振铎在思想观念上也存在一定分歧。民间俗文学的研究和整理一直是郑振铎的兴趣所在，如《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前面刊登多幅照片都是元杂剧的书影等，但巴金等人则觉得沉醉于那些“落后”的东西是不长进或衰老的表现。“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巴金也曾在文章中提及此事。
“文学新生代的巴金，与老一辈郑振铎的误会虽因抽稿而起，他们背后的文化观念的差异和冲突，也造成了他们编刊合作中的分歧。”周立民分析道，鲁迅是巴金的精神导师，对于翻印古书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巴金深受鲁迅影响，甚至鲁迅对郑振铎的态度，也成为巴金判断的依据。像《译文》被生活书店停刊，鲁迅曾怀疑是郑振铎从中作梗，1935年10月22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表示“也有谣言，说这是处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
不过，没几年他们的误会就彻底消除了，巴金也曾表示“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对他们而言，友谊是在互相砥砺中日久见人心的真性情、真相知。
与师陀的两个约定
十年之约与生死之约
1937年夏的一天，作家师陀与诗人卞之琳出游雁荡山，巴金为两位好友送行，巴金讲到一则从日本报纸上读来的故事——
有两位好友临别前，相约十年后在某日某时某地再会面，结果十年后，一人前去赴约，却久久不见另一人的影子。这时，有一人送电报来：“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师陀听完当即笑道，三人也要立个十年之约。然而，战乱纷争，时局动荡，这个约定最终未能兑现。
在巴金的众多好友中，师陀是他认识较晚、而四十年（40年代至80年代初）中见面最多的人。两人的相识也颇有戏剧性。
1935年11月，巴金从日本回来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师陀来找靳以，进门就说：“听说巴金来了。”靳以答了个“是”就转到别处了。偏偏师陀和巴金都是腼腆的人，两人都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真正的相识迟到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