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刊|尺牍传情：巴金和他的朋友们( 三 ) 绛县|山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师陀曾评价巴金，“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私人生活方面也很关心。”师陀的《谷》《里门拾记》等1949年前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经自巴金之手出版。此后师陀陷入长久的创作迷茫时，也希求着从这位老友身上寻得帮助。
1949年以后，师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社会建设和自我改造中，到河南参加土改，到山东农村的农业合作社深入生活，去东北等地参观……但即使师陀争着站在第一线，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写作的泥潭。
他写信给巴金表露自己的创作困惑：“我原说过向采访人员学习，但是写的结果，远不如采访人员。知识差，抓不住关键问题，同时也没有他们那种耐性。”“因为想有所作为，结果毫无成就，又未立刻奉覆，实在无颜对江东父老。”“文章写不长，写的没有生气，主要在知道的太少了，了解的不深入，缺乏具体材料。”
面对好友，巴金有一封短简，开门见山：“师陀：《曹操的故事》似乎可以多写点，有些地方还可以发挥一下。”周立民说，也许是受了朋友的鼓励，也许历史题材的东西束缚比较少，反倒曲折表现出小说家的个性，于是有了《伐竹记》，有了《西门豹》。
在十年之约外，师陀和巴金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约定。有一回师陀跟他开玩笑，“谁先死，就该谁写怀念文章。”在巴金的《怀念师陀》未完稿中，他谈起了这个约定，而故人已去，只有他在“孤零零”地履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