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朱大可：突破“文艺批评”，走向文化批评文艺批评|变化|空间|评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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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化批评家、神话学家、小说家。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六异录》等。

□文/羊城晚报采访人员吴小攀
自8月15日以来，羊城晚报组织“新文艺评论”系列专题报道，就何谓“新文艺评论”、新媒介环境下如何开展文艺评论等问题展开讨论，几位专家学者已相继发表看法。日前，著名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接受羊城晚报采访人员专访，认为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已经到了全新转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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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化
羊城晚报：最近羊城晚报在做一个关于“新文艺评论”的专题报道，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王兆胜发表了各自观点，您有何看法？
朱大可：他们的见解都很有特色，但我并不全然同意，因为其中可能有一个盲区，那就是“文化批评”的问题。在几位学者的讨论中，都遗漏了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2000年前后，新兴文化市场开始成形，当时的“文艺评论” ，显然无法对此作出必要的应对。这是因为，它受到了学科内涵和外延的严重局限。于是，中国本土的“文化批评”应运而生，因为它涵盖文艺批评，又突破了文艺批评的诸多限定性。因此，我们在同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文化批评研究所” ，让大众文化研究首次进入大学科研的领域。
羊城晚报：从文艺批评到文化批评，除了批评工具层面的变化，还有什么更多的不同？
朱大可：文化批评是放大的文艺批评，但不仅是对象和工具得以拓展，就连哲学、逻辑和话语也有很大的区别。简单概括起来，有四个变化：
第一是动态化。过去的文艺批评，面对的文本都是静态的，而且研究空间也是静止的，往往被限定于书斋、学堂和图书馆之类的学术空间，现在却能够直接进入书店、美术馆、博物馆、居民社区，甚至进入商业中心，在那里做论坛、讲座，跟大众对话，批评家面对的不仅是文艺爱好者，而且是普通居民、顾客。他们的观念，跟摆放在现场的艺术作品，还有那些橱窗商品融为一体，形成全新的“物体系” 。这个公共空间是高度动态的，批评家的身份和表达方式，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他们必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文艺实践，他们的支撑点不是臀部，而是勤勉的双脚。
第二是多维化。原初的文学作品是二维的，现在则发生了维度递增，可以不断地向后延伸到电影、电视、游戏，以及摄影、绘画、雕塑、文具和玩具，甚至成为主题乐园中的某个元素。文艺批评必须紧密跟随作品的维度变迁。例如，美术批评可能会延展到收藏和拍卖，甚至延展到投资和金融领域。另外就是多元化，你不仅要涉及文艺的各个领域，还应拥有金融、科技、建筑和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知识，这对批评者而言，是一种有趣的考验。
第三是虚拟化。文艺作品本来就是符号，具有很强的虚拟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作品被视为“白日梦” 。而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数码科技和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文艺的虚拟性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性加持。与此相应的是，批评家也得到了加持，他们可以在虚拟的赛博空间里以不同形态发声，从微博微信、自媒体公号，到视频谈话节目，甚至抖音之类的短视频，即便在疫情流行的年代也是如此。仅就技术而言，今天的批评家拥有更多的发声话筒，当然，他们的声音也更容易被公众的喧嚣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