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朱大可：突破“文艺批评”，走向文化批评( 二 ) 文艺批评|变化|空间|评论|中国

第四是大众化。这也是文化批评所面对的一个本质化特征。自从大众消费市场出现，文艺创作从纯文本逐渐市场化，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对象，与此对应的是，文艺批评就会有市场方面的考量，并接受市场逻辑的拷问。更加重要的是，你不但要掌握主流和普适的批评标准，还必须谙熟各种亚文化话语，包括理解新生代和二次元的流行欲望，听懂他们的言说，否则，你就只能自说自话。批评家必须削弱自我精英化的色彩，有效介入到大众事件及其话题中去。如果只抱着“纯文本”（文学上过去叫做“纯文学”）做梦，就无法应答这个时代的复杂提问。
鉴于这四种剧烈的变化，广泛的知识、包容性的趣味、驳杂的生活经验、敏锐的触角、熟练运用多种专业分析工具的能力，以及有趣和易于传播的话语方式，就成了文化批评家的基本配置。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些的。这是一种有门槛的业务。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让“文艺批评”突破传统框架，走向“文化批评” ，也就是“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化，是一种当下最迫切需要的改变。
贰
“手术室效应”与“饭圈现象”
羊城晚报：您很早就开始提倡文化批评，能否向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文化语境？
朱大可：2000年以后，中国文化启动了市场化进程，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全民娱乐事件，例如芙蓉姐姐、凤姐，等等；而文学圈的话题，则有写下小说《上海宝贝》的卫慧，以及各种“身体写作”现象。但传统文艺评论对此是沉默的，尤其是对芙蓉姐姐现象。这不仅因为缺乏评判尺度和工具，更因为当年的学院派保持了传统的学院式傲慢，不屑于对大众文化发声。而文化批评就完全不同，文化批评很乐于研究这些对象。我们收容了那些“弃儿” ，让它们进入研究视野，并且用《21世纪文化地图》这样的年鉴式读物，来记录和分析那些“流行故事” 。
【变化|朱大可：突破“文艺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羊城晚报：为什么这些年文化批评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反而归于沉寂？
朱大可：原因比较复杂，这里只说文化批评的学科环境吧。文化批评目前还无法作为专业进入官方学科目录。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不能直接用“文化批评”招硕博生，而只能假借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名义。第二个问题是，文化批评家大多由“文学评论家”转型而来，但真正能够完成转型的为数有限，这种转型有一定难度，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趣味、知识体系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程度。
羊城晚报：刚才您提到的批评/分析工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面对的是一种“手术室效应” 。在手术室里，医生手里不只是一把孤零零的手术刀，而是要有一大堆可供选择的器械，以应对不同手术和不同环节的需求。另外，无影灯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需要全方位照亮，排除对象的阴影，这意味着你必须拥有批评对象的全部信息。当然，最重要的是，医生进入手术室是为了拯救，而不是杀害。
羊城晚报：现在正发起批评“饭圈现象” ，您怎么看待这类现象？
朱大可：如果仅是从道德评判角度切入，把大众文化现象全部视为垃圾，未免简单化了，这是因为，推动明星崇拜的背后，是人的欲望。欲望是人性的核心部分之一，要是不研究当代欲望的谱系和成因，就会增加引导的难度。
羊城晚报：文化批评、文化评论，文艺批评、文艺评论，这些概念经常混用， “批评”与“评论”如何相互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