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梁铨：古人今人,江南岭南( 二 ) 艺术|展览|中国|今人|水墨|梁铨

现在的“茶点”在形式上比较边缘化，我想用这种形式进入新的创作状态。相隔十多年，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新的绘画趣味，放到这个系列上。以前的“茶点”很多都是自然的茶迹，现在还有一些人工画的圆圈。
谈赵无极：他从不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
羊城晚报：你从版画到水墨，这其中的发展、变化和转向是怎样的？
梁铨：早先我学的是版画，之后也在版画系教书。我学了一种技法叫“薄拼贴” ，就是用铜版机把铜版纸压在一起。当时整个学校只有一台铜版机，很不够用，所以我就用把这种技法部分的思路转嫁到宣纸上，用很轻薄的宣纸进行拼贴。宣纸柔软、可塑性强，并且价格便宜。艺术要靠大量的实践，价格便宜那么实践起来就更多、更方便，所以我就用了宣纸这个材料。
2000年左右皮道坚老师在广东美术馆策划了中国水墨展，自从那次选了我的作品后，接下来我就自觉地一点点地搞创作、做展览，也算入了水墨的领域。回头看，中国水墨的包容性非常适合我的性格，包括我的背景。
羊城晚报：谈及您的背景，祖籍中山、出生于上海、游历欧美、任教杭州、工作和退休在深圳。哪个地方对您的艺术影响最大？
梁铨：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有两个地方。一个受教育的地方，就是在杭州。杭州的艺术老师、同学，整个学校的传统，形成了我的艺术趣味。但是后来我大部分创作是在深圳，南方相对比较自由，又相对比较边缘，它不那么受北京、上海的影响，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羊城晚报：您当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教书的时候，赵无极先生曾到杭州讲学，您对那段经历有怎样的印象？
梁铨：赵无极先生是大获西方承认的中国艺术家，即便不出国，也是一位大师，他年轻时候在重庆办展览时已画得非常好，到了西方以后更是如鱼得水。而且当时中国的国门关了20多年，赵无极先生在西方显得很独特。
通过那次学习我发现，老一辈画家不大会说话，而多行动。赵老对艺术是很认真的，从来不夸夸其谈。他作画的时候，并不像一些过去的艺术家那么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他对画布是很轻柔的，笔触是弱不禁风地一点点蹭上去、一遍遍扫上去的。
“闭着眼睛也能画好”并不是好事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在杭州任教，会转去深圳画院工作？是什么吸引了您？
梁铨：我祖籍广东，父亲经常到广东出差，给我们带来不少岭南的故事，讲述南方的风情。我年轻时候就对南方、对老家充满了向往，秦牧先生的散文、欧阳山先生的《三家巷》、黄谷柳先生的《虾球传》等文学作品，我是看了又看。
当时我在杭州已经教了十年书，感觉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天花板” 。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深圳画院要人，趁这个机会就南下了。我觉得教师的思维模式限制了自己的创作，因为教师的责任往往是纠错，但其实艺术是没有对错的。我们不能说梵高画人物的手长了，耳朵短了……可老师看学生的画，第一个反应就是对鼻子、耳朵是不是画长了、画大了进行纠正。
羊城晚报：您所进行的抽象绘画创作，似乎在深圳甚至广东都有点边缘。
梁铨：我倒从来没觉得。我现在只想着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画出来就可以了，至于边不边缘、属于多数还是少数，从来没有考虑过。
羊城晚报：但是，在艺术上会不会感到“寂寞” ，或者同道者的人不多？
梁铨：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接触面很小，每天面对的是自己：今天一张画，画好了，很高兴；画失败了，就有点难过。我很怀念这种日子，但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现在我创作的定式已经出来了，闭着眼睛也可以不把画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