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三 )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但孙思城的父亲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还有三个女儿。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如果他们家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捐些钱。”
医生摇了摇头。父子俩又补了一句:“那祝她们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文章插图
刘志强夫妇的器官被送到安医大一附院后,医生为患者做移植手术。来源: 医院官网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新疆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充血,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晚上睡觉起码要垫两个枕头。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从大腿上插一根管子,体内的血液被引到机器上,过滤排毒后,再送回体内。随着病情加重,透析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三次。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刘大勇动也不想动,“整个人特别软。”
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宵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刘大勇帮着洗碗、端盘子,状态好的时候,他还能帮忙炒饭、炒粉,“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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