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三 )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但孙思城的父亲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还有三个女儿。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如果他们家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捐些钱。”
医生摇了摇头。父子俩又补了一句：“那祝她们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文章插图
刘志强夫妇的器官被送到安医大一附院后，医生为患者做移植手术。来源: 医院官网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新疆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充血，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晚上睡觉起码要垫两个枕头。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从大腿上插一根管子，体内的血液被引到机器上，过滤排毒后，再送回体内。随着病情加重，透析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三次。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刘大勇动也不想动，“整个人特别软。”
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宵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刘大勇帮着洗碗、端盘子，状态好的时候，他还能帮忙炒饭、炒粉，“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