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酒|八大如高度老酒，味道远离了原材料，而石涛相对八大酒的度数尚低绘画|浪漫主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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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八大、石涛有着相同的身世境遇和独特的个性表达，但二人在风格演变、艺术个性上也有存在着差异。加上在人生道路上接触了具有不同思想的人，各个年龄段处在不同的环境中，于是就出现了艺术思想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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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思想
文人画向来讲求宁静致远、不外于心。从古至今，中国文人秉承这一思想，力求使自身得到内心的安定。石涛画超越这一思想而不为其所缚，他将外在的宁静提炼为内心的寂静。虽身外之形桀骜不驯，但心内之境却安逸祥和。于是，他将文人画的发展提升到了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的新境界。石涛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恬淡的生活方式，特殊的身世背景给他的人生理想蒙上了一层阴霾尘垢，但不堪的往事早已随时间的流逝再次隐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石涛将此生活理想寄情于艺术创作，以致晚年作品越来越趋向于自然安逸、超然自得的宗教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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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与石涛不同，他于内于外都看似一张高古冷逸的面孔。无论是绘画还是做人，都是一种谦逊卑微的态度。但山人好酒，每借酒醉即兴作画，这种状态下的八大是神离的，只有在酒精的催眠下他才能将内心真实的自己彻底解放出来。他或笑或哭，癫态百出，手中墨笔随风而动，顷刻间就是一副飞鸟怪石、枯树残荷的颓败景象。在八大画作中，树木了无生气，虫鸟神情呆滞，全无石涛绘画那般惊涛骇浪、大气恢弘。八大笔下的生物并不是死一般的沉寂，它是有着强烈精神内涵的，在一片寂静辽阔中，是一种对人生的呐喊悲泣。曾经的家国之情缠绵悱恻难以忘怀，仅从画面物象表达便可走进画家内心。除了悲怆之情，山人为人又是充满幽默情趣的。他一生都贫困度世，但并不为金钱所扰。他的绘画中也充满诙谐的色调，白眼的虫鱼、缩颈的禽鸟都是他手中幽默诙谐的化身。他借物抒情，给予自然界生物以人性的特征，体现花鸟画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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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一生受“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他的命运同明朝的兴衰灭亡一样跌宕起伏。残酷的现实将他折磨的身心俱损，长期的逃亡生活和压抑的情绪让他时疯时狂，原来就性格孤僻的八大变成不愿意用真面目示人的“癫疾者”。他的花鸟画创作也介于“疯”与“不疯”之间，夸张奇特的鱼鸟造型给观赏者以冷峻险怪的感受。笔墨在运用上更是不拘成法，体现了强烈的个性表达。石涛对于明王朝的感情远没有八大来的那么炙烈，甚至在有的研究中认为，石涛的王室身份是由其祖上得到明皇帝宠信，赐封以“朱”姓，也就是说石涛并非真正的皇室后裔，他与明王朝的关系也并非真正的血脉至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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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传言的真伪性已不得而知，但仅从石涛愿效忠清王朝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石涛对清政府还是抱有一定幻想的，这种幻想表现在花鸟画创作上，也就自然少了八大作品中的戾气。石涛绘画也强调个性张扬，反对泥古不化，除去与生俱来的个性问题，石涛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太多苦难冷遇。现实的寂寥落寞，人生的悲痛缺憾，让他的内心有着太多的情绪和不甘。逃禅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理想的生活，接踵而至的反而是更深重的打击，以至于晚年只得靠卖画为生。这些悲痛情绪无法释然，只能流露于绘画之中，进而表现为某种狂傲之气的外露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这是对自由向往的的绽放，长久压抑的情绪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以身报国的胸怀同亡国之恨的矛盾同时迸发，转化为巨大的艺术创作能量。在他的花鸟画创作中体现为寂寞与狂躁的相互杂糅，这种强烈的反叛精神形成近乎疯癫的狂态呼啸而来。